()在溪河湾大队“抗洪斗争总结和灾后重建动员大会”上，在全体知青的一致要求下，经大队革委会和“五·七”连领导的研究，同意将赵炎的事迹进行整理，以“奋不顾身抢救集体财产”的事实为根据，上报给公社团委和团县委，请求授予他“优秀共青团员”的称号。后经邱成峰个人的强烈要求，在上报的材料中又加上了“舍己救人”的内容，同时明确提出“保留在确认其死亡后，进一步提出追认其为‘革命烈士’的请求。”
对于赵炎失踪要不要通知其父母的问题，大小队的几个领导和张长春都多次征求过赵艳的意见，但赵艳始终没有拿定主意。赵炎的事迹上报之后，青年点的同学经过反复的商量，最后都主张暂时不告诉两位老人，并为赵艳如何应对老人想出了办法。
半个月以后，远在北大荒的两位老人接到了女儿赵艳的一封信。信中说，赵炎考上了大学，读的是有关军事工程的保密专业，这个专业政审非常严格，赵炎是因为成绩突出，才被破格录取，但组织上要求其必须与父母划清界限，否则不予录取，因此，赵炎从此就不便再与二位老人联系了，希望父母能够理解和原谅。二位老人看过信之后，既为儿子能上大学而高兴，又因从此可能就与儿子断了联系而难过和伤心。
重建家园是灾后的主要工作，队里的所有劳动力晚上都住在路基上的窝棚里，白天都忙着清理房场、挖地基、盖房子。
根据王队长的建议，在新房盖好之前，队里的老人和孩子可以去附近各大队投亲靠友，附近没有亲友可投靠的，可以暂时安排到北崴子的敬老院去住。而队里要集中主要劳动力，争取在霜降之前先把大队部和青年点盖好，同时芦溪镇供销社也在调集建筑材料，委托队里给溪河湾供销社盖新房。如果进度快的话，这三处房盖好了，就再帮最困难的几户社员把新房盖好。来年开春后，再根据各家的具体情况、按轻重缓急，给每一户社员盖新房。
用了十多天的时间，除了在地里补种了一些萝卜、白菜，抢收、晾晒一些水浸过的半成不成的高粱玉米外，村里的几处房场也都清理干净了，清理出来的还能用的旧房木，石头等都集中到了一起。县里和公社调拨来的救灾物资到位后，王队长将劳动力分成了三组，分别负责建青年点、大队部和供销社。空荡荡的溪河湾里，只有三处在建工地，十分显眼。
这天上午，已经半个多月不见的邮递员，出现在被洪水冲刷的凸凹不平的公路上。进村之后，他下了自行车，推着车边朝供销社的“工地”走来，嘴里还大声的喊着：“谁负责收一下你们队的信件和报纸！”
在毫无遮挡的、空旷的溪河湾，声音传的很远，三处工地的人都听见了，已经多日不见书信和报刊的知青们都放下了手里的工具，向邮递员跑了过来。看到这种情景，正在大队部“工地”砌墙的王队长，冲着青年点的“工地”喊了一声，“张主任，歇会儿吧！”自己就放下了瓦刀，跟几个社员蹲到刚砌好的墙根下抽烟去了。
赶在前面的高洁，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一叠信件和一捆报纸。她先翻了翻信，见没有自己的，却有一封是寄给邱成峰的，便将所有的信都交给了他，自己则拿着报纸返回到青年点的“工地”，坐到一根房木上，一张一张的翻看着。
李铁龙的那封信表以后，省报和人民日报先后都开设了讨论教育革命的专栏，主要登载一些读者来信。在这些读者来信中既有支持、赞同李铁龙观点的，也有反对、批评李铁龙观点的。翻过几张报纸之后，她竟然现在省报和人民日报上，都登载了自己在考场上写的那篇批判李铁龙观点的文章，只不过登载的不是全文而是“摘要”，署名也不是“高洁”，而是“一考生”。她认真的读过之后，虽然感到“摘要”有某种程度的“断章取义”之嫌，但总体上还是符合自己所要表达的观点。她不想张扬此事，便悄悄的把这两张报纸叠好、收了起来。
起初知青们都围着邱成峰查看有没有自己的信，过了一会儿，又都凑到高洁这边来翻看报纸，邱成峰则在独自看着自己的那封信，信封上写的收信人虽然是邱成峰，但内容却是写给青年点全体同学的，信中写道。
“邱成峰、高洁及青年点全体同学：
“几天前从广播中听到了溪河湾遭受洪灾的消息。在省城的同学曾到你们的家里询问你们的情况，但均未得到具体的、可靠的消息。我们又多次给县里和芦苇河公社打电话询问，得知溪河湾在这次洪灾中受灾最重。我们本想组织省城的同学回溪河湾一趟，为那里的灾后重建尽一份力量，但因这次洪灾造成县级公路损毁严重，交通近乎中断，因而未能成行。虽然我们没有回去，不能和你们一起度过这段艰苦的日子，但我们的心是和你们在一起的。
“当你们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时候，当你们面对洪灾造成的困难的时候，应当知道你们并不是在孤军奋战，省城的同学和朋友们在关注着你们，我们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会随时回到溪河湾，和你们一起重建家园。希望你们振作起精神，增强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
“洪灾所造成的后果和你们所面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你们不仅需要精神上的支持，更需要物质上的帮助，为此，我们在省城的同学，还有在部队的常守志，每人都拿出一个月的工资、集中到一起，准备寄给你们，以帮助你们渡过难关。
“另，还听说邱成峰、赵炎和高洁参加了今年的高考，不知结果如何，希望听到你们金榜题名的消息。
“最后愿大家能扬当年红卫兵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携手并肩、战天斗地、重建美好家园。
“革命的敬礼！
省城全体同学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六日”
几天以后，邱成峰收到了省城寄来的一张三百元的汇款单，同时王队长也收到了一张同是省城寄来的、同样数额的汇款单。
收到这笔钱之后，青年点专门开了一次会，讨论该如何使用它。颜宝柯主张委托赵艳，以她和赵炎的名义转寄给他们的父母，但被赵艳拒绝了。张保忠主张暂时把它存起来，以备急需，理由是将来青年点的人会越来越少，而困难会越来越多，但他的主张也没有得到大家的赞同。最后高洁提议，用这笔钱在南山头建一座“抗洪纪念碑”，将八月八日生的洪水和赵炎的事迹记录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她的提议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但鉴于队里正集中力量建房，所以建纪念碑的事要拖后一段时间。
中秋节之前大家一直关心的两件事都有了结果：第一件事是，黎晓华打来电话说，芦苇河公社团委报请团县委之后，团县委决定授予赵炎“优秀共青团员”和“抗洪模范”称号；第二件事是，高洁接到了省城北方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面对这两件事，邱成峰的心绪很乱，赵炎失踪留给他的阴影是主色调，无论如何心情是好不起来的。他觉得不管是“优秀共青团员”也好，还是“抗洪模范”也好，对赵炎本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至多是对他妹妹赵艳的政治前途有一些积极的影响。对于高洁被大学录取的事，按邱成峰一贯的道德标准和思维原则，应当是抱着“成人之美”的态度，为她感到高兴才对，但这次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甚至还产生了些失落感。
文化大革命以来，尤其是下乡插队以来，在与高洁的交往中，邱成峰好像一直有着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自己出身于工人家庭，根红苗正，高洁呢，由于父亲和母亲的问题，再加上在文革中本人曾有过反对“林副统帅”的言论，后来又站错了队，参加过武斗，所以一直承受着巨大的社会环境压力。在以往在交谈中，每当高洁一些牢骚，流露出某种悲观情绪的时候，邱成峰总是带着同情去开导和劝慰她，即使是邱成峰自己在遇到挫折、情绪低落的时候，只要一接触到比自己遭遇到更大不幸的高洁，他就会进入一个幸运者的角色，在劝慰高洁的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安慰。
现在情况不同了，高洁就要离开溪河湾了，并且不是进工厂当工人，也不是进商店当营业员，而是上大学。“大学生”虽然不是这个时代的“宠儿”，还戴着“老九”的帽子，但是到哲学系去学哲学，这对于一个有着强烈的精神追求的人来说，无疑是进了理想的殿堂。
这次参加高考，邱成峰是充满自信的，他自认为在三个人中，自己被录取的可能性最大，可最终被录取的却是高洁。对此他并不嫉妒，只是想知道事情的内幕——整个招生程序是怎样的——是哪些环环相扣的因果联系，导致了在这张录取通知书上写上了高洁的名字。
近几年，邱成峰现自己患有“思维强迫症”，他曾企图寻找患此症状的原因，并追溯到了童年时期。他记得小时候自己有一把心爱的木制“手枪”，是哥哥给他做的、很精致，涂着黑漆，看起来有一种金属的质感。那年暑假时，学校在“‘八·一’公园”组织军事夏令营，玩“攻山夺旗”游戏，他特意带上了那把心爱的“手枪”。那天玩的很痛快，当他和同队的伙伴冲上假山顶，“俘虏”了对方的“卫兵”，拔下了对方的“军旗”的时候，才现自己的“手枪”丢了，为此他郁闷了好几天，还悄悄的掉了一回眼泪。尽管后来哥哥又给他做了一把几乎和原来的一模一样的“手枪”，他还是经常想：原来的那把“手枪”是爬山的时候丢的呢，还是划船时候丢的？是掉到河里了，还是掉到草丛里了？最终是被谁捡到了，还是仍然“躲”在某个很隐蔽的地方，而没被人现？他甚至暗自许愿，那把“枪”可以不要了，只要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丢的？丢在了哪里？是被谁捡到了，还是仍然藏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邱成峰这类想法并不能说是“奢侈”，但世界上即使是最简单、最微不足道的事情，要想揭示它之所以生的一系列因果联系，也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邱成峰才在自己的学习中、人际交往中、社会活动中积攒了许多没能找到答案、或者根本不可能找到答案的问题，并且不时的想起它们，有时还做着毫无意义的思考。
高洁的《录取通知书》上注明，到学校报到的时间是九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恰好十一日就是中秋节，她本应早些回省城，陪一陪因病刚从干校回省城治病的母亲，一起过一个团圆的中秋节，然后再到学校去报到，但经过考虑，她还是决定留下来，和青年点的同学们在“窝棚”里过一个有着非常意义的中秋节。
农历八月十五，队里放了半天假，“窝棚”里的“中秋晚宴”吃的很早、也很丰盛。高洁执意这顿饭由她个人出钱，但同学们并没像以往那样表现出很高的热情，甚至连谢意都没有表示。
晚饭后，天还没黑，按着两人事先的约定，邱成峰先到了南边村口，过了一会儿，背着挎包的高洁也到了，然后两人一起向南山头走去。高洁临走前要到南山头看看，选一个立“抗洪纪念碑”的地方。
不一会儿就到了南山头的山脚下，从山脚到山头只有一条狭窄陡峭的小路。两人一前一后，沿着小路爬上了山顶。南山头相对平坦，大约有半亩地的面积。这里植被茂盛，长满了灌木，其中最多的是杜鹃花，又名叫映山红，就是朝鲜族人说的金达莱，如果是四五月份来到这里，就会看到山顶开满了红杜鹃，现在花期已过，能看到的只是郁郁葱葱的绿叶。
“你觉得这里可以吗？”邱成峰问。
“我认为可以，如果碑立在中间，每年清明节期间，周围开满了杜鹃花，会加重悼念的色调和气氛。”高洁话语间透露出了自己的心里活动。
“高洁，你怎么能想到悼念活动呢？”邱成峰明知高洁的心里是怎么想的，还是言不由衷的问了一句。
“咱们都不要再自欺欺人了！你认为赵炎还会回到我们中间吗？”高洁伤感的说。
邱成峰无言以对，两人都不再说话了。
寂静中，高洁在轻轻的抽泣。
一轮明月从东方远山的顶部露了出来，慢慢的、越升越高，银光铺洒在南山头。
“高洁，别哭了，也许奇迹会生，说不定哪天赵炎就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但纪念碑是一定要建的，它记载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一个重要事件。就让纪念碑永远立在南山头吧，让它见证溪河湾知青们的历史瞬间！”
高洁停止了哭泣，转过身望着山下在朦胧月色中，曲曲弯弯、向两方无限延伸的公路，明天自己就要沿着这条公路开始新的征程了。
“邱成峰，自从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总感觉同学们对我有些疏远，有时我主动想和谁说几句话，人家都不爱理我。说实话，我从内心里觉得，这次上大学的机会应当是你的，或者是赵炎的，而绝不该是我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同学们就不会误解我了。”
“同学们对你不会有什么误解，是你太敏感了！现在赵炎下落不明，大家情绪低落，都不爱说话，这些你应该理解。”邱成峰解释着。
“你不用解释了，我是有判断能力的，天不早了，咱们下山吧，立碑的事你们大家代我多出些力吧！到了山下我还有些话要跟你说。”
小路比较陡，邱成峰走在前面，他不时的回身掺扶一下高洁，到了山脚下，邱成峰忍不住的问：“你刚才不是说有什么话要说吗？”
高洁没有吱声，她从挎包里掏出了两张报纸，递给了邱成峰。
邱成峰接过报纸，脸上带着不解的神色。
“这两张报纸上登着我写的文章的摘要，你回去看一看。”高洁平静的说。
“你写的文章！什么文章？”邱成峰惊异的问。
“考试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批驳李铁龙观点的文章，和试卷一起交了上去。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是想表达一下我的观点，为我们这些始终没有放弃理想，在艰苦条件下仍然坚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人说几句话。”
“你敢公开批判李铁龙的观点？而且是在考场上！”
“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要知道，李铁龙的那封信可是有来头、有背景的，配的那篇《编者按》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你说的这些我当然很清楚，并且当时也做好了受到批判和落榜的准备，没想到我却被录取了，这其中的原因我也想不明白，也不知道那位李铁龙的命运如何？”
“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形势多变，我们的思想总是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强学习，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以便能跟得上形势的展。以后你就是北方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了，所以在政治上一定要成熟一些，凡是在正式、公开的场合，表达政治观点的时候，要慎之又慎。吴文甫的父亲说过，五七年反右时，省医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八个教授和讲师中，有四个被打成‘右派’，三个定为‘中右’。从这当中希望你能悟出些东西来，批驳李铁龙的事，你就有些轻率和冒险了。”
看到高洁没有反驳，而是用信任的眼神在看着自己，邱成峰又接着说道：“当然了，现在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你的手里，说明这件事并没对你产生什么负面的影响，不过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你以后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再有类似的做法，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尤其是在政治问题上千万要谨慎，不要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作为冒险的代价。”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我以后会注意的。对啦，你以后还有什么打算？”
“没有什么新的想法，一如既往吧！”邱成峰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尽管结果是不可预测的，但努力行动便是一切，实现上大学的理想，是我不变的追求。当然，我也做好了扎根溪河湾，当一辈子农民的准备，即便如此，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吗！”
“你不会那么悲观吧？记住**的那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保持你那不变的追求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理想是一定能实现的！”
回到窝棚里，颜宝柯和张保忠点着马灯在下象棋，刘红军在另一边借着灯光在写家信。邱成峰点上了自制的小煤油灯，翻看着高洁给他的那两张报纸。看完报纸，他完全理解了当时高洁的良苦用心，但对于敢与那篇《编者按》唱反调的高洁为什么能被录取，他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