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反思后高洁递交申请书
再下乡已是“省里派来人”
高洁回到家里，见到了在家养病的母亲，久不见面，她苍老了许多，虽然还不到五十岁，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父亲去世以后，原来住的军区的房子已被后勤部收了回去，母亲现在住的是省委机关的一间五十多平米的两居室宿舍。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平时工作忙，都不常回来，母亲多数时间都是在几百公里以外的省“五·七干校”接受改造。
住在这个过于简陋的“家”里，尽管有些不习惯，高洁还是想在“家”里多陪陪身患疾病，情绪不佳的母亲，但母亲却说这两年自己习惯了一个人生活，还劝说她尽早去学校报到，所以高洁只在“家”陪母亲住了两宿，第三天吃过午饭，她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孤独的母亲和这个简陋的“家”。
高洁下了公共汽车，前面二、三百米远就是北方大学的正门。她走到这所小时候经常路过的、省内最高学府的校门口，凝望着不止一次见过的、朱德元帅题写的校牌，沉思良久，然后背着行李进了校门。
正对大门的主楼上悬挂着巨幅标语：“热烈欢迎来自三大革命一线的工农兵学员！”、“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mzd思想改造大学！”
新生接待站就露天设在大门通往主楼的道路两旁，文、史、哲、经、外、数、理、化、生······各系的指示牌分列在道路的两侧。因为是报到的最后一天，而且已经是下午了，新生入校的高峰时间已过，所以来报到的人比头两天少了许多。高洁径直走到哲学系的指示牌前，指示牌旁边并排摆着三张单人课桌，课桌后面有几个人坐在椅子上唠嗑。看见高洁走过来，一男一女两个人站起身，绕到桌子前，女生主动的打着招呼：“是哲学系的新生吗？”
“是！”
“你叫高洁吧？”
“对，叫高洁！”
“看看高洁的寝室应该是五舍302房间吧？”女生回过头说。
坐在桌子后面的另一个女生翻开了桌子上的花名册，看了一会儿，抬起头说：“对，高洁，在五舍302寝室！”
站在高洁旁边的那位男生，拽下高洁背在背上的行李，热情的说：“来，我送你过去！”
旁边的女生也从高洁手里接过旅行袋，回头对后面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你们撤了吧！新生都到齐了。”然后两个人领着高洁向学生宿舍走去。
“你们是哲学系的老师还是学生？”高洁无法从他们的年龄上做出准确的判断。
“我们是七二级的学生，我就刘玉霞，他叫韩文魁！你是哪个地区的？怎么这么晚才来报到？你是我们系最后一个报到的新生了。”
“我家就在省城。”
“那你入学前是哪个单位的？”韩文魁问。
“我原来是抚平地区的知青。”
“你是知青？不太像！也许是女生的原因吧。”韩文魁在自问自答着。
“男女知青还有什么别的不同吗？”
“是啊，昨天来了一个叫李铁龙的男生，也是下乡知青，可能是经过多年的风吹日晒吧，从外表看很像是农民，对比之下，你看上去就不太像下乡知青，倒像是机关工作人员。”
“李铁龙也进了咱们学校吗？”高洁惊奇的问。
“不仅进了咱们学校，而且进了咱们系，和你还是一个班呢！”刘玉霞说。
“和我一个班！”高洁更感惊奇。
“是啊，咱们系每年就招一个班、三十个人。欸！你认识李铁龙吗？”刘玉霞从高洁的表情上看出她可能与李铁龙有某种关系。
“不认识，但是听说过。”高洁知道自己表情上有所流露，便有意尽量平淡的说。
“今年的新生都应当听说过李铁龙，报纸上有名，电台里有声的人物吗！”韩文魁为刘玉霞解释着。
李铁龙也被大学录取了，不仅和自己在一个学校、一个系，而且在一个班里，这可是高洁万万没有想到的。
正式开学的第一天，根据系里的安排，哲学系的新生在哲经楼204号教室开“师生见面会”。在食堂吃过早饭，高洁和同寝室的另外三个女同学，先把自用的餐具送回了寝室，然后又一起下了楼。她们住的学生第五宿舍在学校主操场的西北，是一栋三层的红砖楼；哲经楼在操场的南面，是一座灰色的四层楼；操场北侧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水泥路，经过五舍的南门前；操场西侧是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泥路，经过五舍的东侧、哲经楼的西侧。
出了五舍的楼门，她们沿着操场西侧的水泥路往南走。路的两侧长着高大的刺槐、银杏和松柏树。走出有一百多米远，就到了哲经楼的西面，楼西侧的外墙上爬满了青藤，再往前走，哲经楼的南面又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水泥路，路南是一片树林，丁字路口的南侧、树林的北缘，立着一块一人多高的景观石，上面刻着三个涂着红漆的大字——“桃李园”。
“为什么叫‘桃李园’？”于桂芬自言自语的说。
“是因为里面桃树和李树比较多吧！”李秋菊很自信的说。
“你是因果倒置了，学校并不是要栽种桃树和李树才建了‘桃李园’，而是为建‘桃李园’才栽种了一些桃树和李树。”高洁率直的否定了李秋菊的说法。
“高洁说的对，因为有‘桃李满天下’一说，学校才建了‘桃李园’，又为使名实相副，便在园中栽种了桃树和李树。”张秀琴赞同高洁的说法，并加以引申论证。
几个人说着话，拐过哲经楼的西南角，沿着水泥路向东走，路北的楼前也长着一排刺槐，与路南的桃李园隔路映衬，顺着大道向东望去，楼的东面是一片槐树林，灰色的哲经楼掩映在青藤绿树之中，显得古朴典雅。
向东没走多远，就到了哲经楼南面的正门，四根粗大的水泥柱支撑着门前突出的雨搭，门前正面是六级大理石台阶，由于几十年的踩踏，每级台阶的中间部分都已略有凹陷，但仍十分光滑，门的两侧是水泥坡道，中型车辆可以沿水泥坡道直接开到雨搭下面的楼门口。
四个人踏上台阶，走进正厅，宽敞的大厅庄严肃穆，正中是一尊马克思的半身铜像，铜像下面大理石基座的正面篆刻着这位伟人的一句名言：“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在解释世界，而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整栋楼以正厅为界，东面是哲学系，西面是经济系。因为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就停止了招生，只是从七二年起，才重新开始试点招生，加上今年全国的公开招生，一共只招了两届学生，哲学系和经济系这两年每年又都只招一个班、三十名学生，所以现在整个哲经楼里只有四个班、共一百二十名学生。一栋东西长六十多米，南北宽十几米，高四层的哲经楼里只有四个班的学生，平均每层楼只有一个班，就是加上差不多同样数量的教职工，总人数也不过二百多名，所以整栋楼里显得空荡荡的。
她们从正厅东侧的楼梯上了二楼，楼梯东侧就是204号教室。因为时间还早，同学们还都没有来。教室里很整洁，显然是有人提前打扫过，南面的三扇宽大的玻璃窗，已经透进了缕缕阳光，六排单人课桌被两条过道分割成三组，西墙上挂着一块玻璃黑板，黑板上方嵌着八个红色塑料板剪成的大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黑板前面是一张一米多高的讲台，讲台和黑板之间的地上，放着一块与黑板等长，一米来宽，十多公分高的活动地板。四个人选择了靠南窗、前面的四个座位，张秀琴坐在第一排靠窗的座位，高洁坐在她右面靠过道的座位，于桂芬和李秋菊坐在她们身后第二排的两个座位上。不一会儿的工夫，同学们都三三两两来到了教室，并随意选择了自己的位置。
高洁向右侧着身，观察着每一个刚进来的本班的同学。她很快就意识到到哲学系七三班是一个多元化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个体的差异很大：性别就不必说了，从年龄上看，小的可能还不满二十岁，大的已远远超过而立之年，甚至接近不惑之年了；从穿着上看有穿中山装的、有穿学生装的、还有穿工作服的，最明显的是有四个人穿着军装；从身份上看，应该有工人、农民、教师、机关干部和军人，高洁当然能区分出那四个穿军装的人中，有两位是陆军，一位是海军，一位是空军。
同学们到齐了之后，辅导员田老师走了进来，她踏上地板，站在了讲台前面。头天晚上田老师曾到寝室去看望过同学们，所以大多数同学都见过她。文革中留校的田老师，还扎着两只短辫，看上去还不到三十岁，比有些学生的年龄还要小，她微笑着扫视了一下同学们，教室里安静了下来。
“同学们，今天是正式开学的第一天，也是我们班全体同学第一次相互见面，在此之前，可能个别同学已经相互认识了，但大多数同学之间还不太熟悉。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各条战线的，在原单位，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从现在开始我们这三十个人就组成了一个新的集体，我们就要在这个集体中，一起度过几年的学习生活。在今后的共同的学习生活中，我们要加强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奋斗，把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上大学、管大学、用mzd思想改造大学的任务完成好。为了增进大家的彼此了解，我们就利用现在的这个机会，大家相互认识一下，每一位同学都做一下自我介绍，好不好？”
“好！······”。
“好！······”。
同学们回应着，之后却是一段沉默。
“怎么都不吱声啊？那我来打头炮吧！”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位穿军装的同学站了起来。
“来！宗明玮，到前面来，和大家面对面，免得前面的同学还得回头看你。”田老师热情的招呼着他。
宗明玮从右边的过道走到了讲台前，步态中透着军人的豪爽，他转过身面向大家，抬起右手，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引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好！我叫宗明玮，与共和国同龄，六七年入伍，入学前在解放军某部防化连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多年来在部队里工作，养成了一些习惯，比如性格直率，处理问题简捷，因此工作中时有粗枝大叶之嫌。作为一名部队的政工干部，一个基层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我也曾试图改变这种性格，可是不改还好，一改、工作中反倒出了问题，后来索性不改了，所以这种性格就强化了，以后发现这种情况，希望大家能多多谅解。”
最后又是一个军礼。又是一阵掌声。
······
高洁静静的听着每一个人的自我介绍。她事先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在这三十个人的集体中，有工人、农民、现役军人、教师、机关干部和插队知识青年。
将近一节课的时间，已有二十多人走上了讲台，又从讲台上走了下来，剩下的几个人还都在犹豫着，这时，从最后面靠窗的位置站起一个男生，怯生生的说，“大多数同学都介绍完了，那我就说点吧！”
坐在他右边的人站起身，让开了空，他不太自然的从过道走向了讲台，经过高洁身边的时候，高洁微低着头，瞥见一双穿着仿制解放鞋的脚。当他走上讲台转过身时，高洁抬起了头。讲台上的这个人，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大约有一米七五的个子，身材不胖不瘦，留着平头，褐色的脸膛，看起来是经过较长时间风吹日晒的。
“李铁龙！”高洁突然想起了去年她曾退回过一封夹带照片的信件，马上又想到了这个名字和考试前一天省报发表的那封信。
讲台上的人腼腆一笑，冲大家点点头。
“同学们好！我叫李铁龙······”，高洁的记忆和判断都是准确的。
“原来是古城县的下乡知识青年，还当了几年的生产队长。”李铁龙继续说，“在今年大学招生时，我从农村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原本报考了农学院、农学系，可不知为什么，却被我们学校哲学系录取了，对这件事我琢磨了好几天，也没有答案。现在我也不管是什么原因了，既来之、则安之，‘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今后能和各位同学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这是我的荣幸。我原来只有初中文化，经过两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参加了五年的农业生产劳动，已经学过的文化知识也忘的差不多了，文化水平低，要想完成上大学、管大学、用mzd思想改造大学的任务，是会很吃力的，所以希望在今后的学习中，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当然，我自己也会加倍努力的。有一句俗语说‘慢雀先飞常在后’，我这只‘慢雀’既没能‘先飞’，也不甘心‘常在后’，那就只能在今后的学习中刻苦努力，不浪费点滴时间，比别人付出更多的精力，以摆月兑‘常在后’的状态。我愿意和在座的各位同学来一个学习上的竞赛，以相互鞭策，共同进步······”。
高洁一直等所有的人都做完了自我介绍，才最后一个走上了讲台。她面向大家，说了声：“大家好！”然后身体微微前倾，点了点头，算作是鞠躬礼。
“我叫高洁，和李铁龙同学一样，入学前是一名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现在来到了大学里，又成了一名中学都没毕业就进了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无论是以前的‘知识青年’身份也好，还是现在的‘大学生’身份也好，都有些名不副实，我希望在学校里，经过几年系统的理论学习，用马列主义、mzd思想和现代科学知识，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学生’······”。
同学们都做了自我介绍之后，田老师又向大家介绍了学校的环境及师资状况，鼓励大家今后要努力学习，毕业时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合格的大学生。
将近中午，哲学系七三级的第一次班会——师生见面会就结束了。
午饭的时候，食堂里人很多，高洁和同寝室的几个人都凑在一张餐桌上。食堂没有凳子，大家只能站着吃饭，李秋菊看见李铁龙端着饭盒在四处张望着，便冲他喊道：“李铁龙，这儿有地方！”
李铁龙听到喊声，往这边看了看，端着饭盒走了过来，左手的饭盒里盛着不多的白菜炖豆腐，边上斜放着一只铝匙，右手的饭盒盖上放着两个馒头，他走到李秋菊和于桂芬中间，把饭盒和盒盖都放到了餐桌上，左手拿起一个馒头，右手拿起铝匙。
“李铁龙，你下乡插队五年？”李秋菊在确认自己的记忆。
“六八年九月二十二号下乡插队，再过几天正好是五年。你也是知青吧？哪年下的乡？”
“不是。”李秋菊似乎有些自卑。
“她和我一样是还乡青年，还是大队妇女队长呢！”旁边的张秀琴替她解释着。
“我怎么能和你一样，妇女队长也不算个什么干部，我就是个老农民，你起码是民办教师，算是个文化人呢。”李秋菊只读过小学，到校后这两天，她总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低而说些过于自谦的话。
“高洁是知识青年，这我知道。”李铁龙看了看站在于桂芬另一边的高洁非常肯定的说。
“这你到没记错，而且连名字都记住了，到底是同一个战壕里的知青战友啊！”李秋菊在调侃中带有一丝妒忌。
“并非所有的知青都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如同所有的军人并不一定都是战友一样。”高洁想起了李铁龙的那封信和自己写的批判文章。
“高洁说得对，身份相同的人并不一定是战友，而身份不同的人倒可能是同一战壕里的：解放战争时期，国共双方的将领中都有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他们当年是同学，可在战场上却是对手；而今天的工、农、兵，虽然身份不同，却有着共同革命目标，所以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李铁龙也同意高洁的说法，这令李秋菊更有些尴尬。
“你们说话怎么像是在辩论啊？人一沾上哲学的边是不是就多了几分斗争精神呐！我看咱们还是唠点别的吧，对啦，李铁龙，你在农村一定挺能干吧？”于桂芬有意岔开了话题。
“那当然了，要不然能当生产队长吗！”李秋菊抢着接话，以掩饰自己刚才的尴尬。
“能干倒不敢说，但确实很辛苦，一天到晚十几个小时，没有闲着的时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总有干不完的活，想不完的事。”李铁龙颇有感触的说。
“农村的活很累，干的多，饭量也一定大吧？”于桂芬有意的问。
“那就不用说了，春耕、秋收的时候，早战加夜战，一天得吃四顿饭，好在我们知青定量高，每人一年六百斤毛粮。不怕你这样的机关干部笑话，定量那么高还不够吃呢，像这样的馒头，我一顿能吃五、六个。”说完他把手里的小半个馒头放进了嘴里。
“一顿就吃一斤多，那一年六百斤粮也确实不够吃！”于桂芬瞪大眼睛，吃惊的说。
“所以农村流行一句话叫‘瓜菜代’嘛！我们那儿家家都在田边地头开些瓜趟子，种些窝瓜、角瓜，再加上自留地里的白菜、萝卜、土豆和野菜，一年一年的也就混过来了。”张秀琴述说自家的情况，也附和着李铁龙的说法。
“下乡插队真不容易呀！那农民就更不容易了。”于桂芬是独生子女，没下过乡，属于政策留城，父亲在临海市工业局工作，母亲是棉纺厂的人事干部，她中学毕业后，刚满十八岁就进了棉纺厂，在宣传部下属的广播站当播音员，刚满二十岁又进了大学，温馨的家庭生活和顺畅的人生经历，养成了她单纯活泼的性格，并很有同情心。她拿起自己的一个馒头，走到李铁龙旁边，放到了他的饭盒盖上说，“我一个就够了，这个你帮着解决了吧！”
“我一个也够了！”高洁把自己的一个馒头递给了于桂芬，并示意他也给李铁龙。
“别、别！我也够了，刚才说的是在农村干活的时候饭量大。”李铁龙很不好意思，有些慌乱，手足无措的拒绝着，并端起饭盒盖藏在了身后。
单纯又缺少阅历的于桂芬手里拿着高洁递过来的馒头，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边的李秋菊从于桂芬手里接过馒头，直接放在李铁龙盛着白菜豆腐的饭盒里了，同时嘴里说着：“别客气了，饭要一口一口的吃，饭量也要一天一天的减，以前吃五个，今天吃四个，明天还得吃三个呢！”
李秋菊这么一说，包括李铁龙在内，几个人都笑了起来。
下午，临时履行班长职责的宗明玮和几个同学，从教务处领回来了讲义和参考书，在教室里给大家分发。李铁龙领书的时候，宗明玮告诉他，田老师要他到系党总支去一趟。
三点多钟，高洁坐在教室里翻看着刚刚领到的《世界近代史》讲义，李铁龙从外面进来，走到她旁边，小声说：“高洁，田老师和刘书记叫你去一趟。”
“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事？”高洁抬起了头，感到有些意外。
“在三楼党总支办公室，什么事你去了就知道了。”
高洁拿起钢笔在刚领的几本书上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放在书桌里，然后出去了。到了三楼，看见走廊南侧的一个门上挂着“党总支”的牌子，她走过去，轻轻敲了敲门。
“请进！”是田老师的声音。
高洁推开门，坐在东侧长沙发上的田老师站起来。
“来，高洁！”她拉过高洁，指着坐在南窗边写字台西侧椅子上的中年男人说，“这是刘书记，他很关心你，要和你唠一唠，我到班里还有点事，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谈。”说完田老师转身走了。
“小高，你坐！”刘书记欠起身，指了指沙发。
高洁坐在沙发上，打量着斜对面的这位刘书记，从面貌上看，他能有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微微有些发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但度数好像并不大。
“小高啊，来上学之前是在农村吧？”
“在农村插队五年。”
“家在省城吗？”
“在省城。”
“父母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母亲原来在省委机关工作，前几年去了五七干校，最近因为身体有病，回省城治疗了一段时间，过些日子还得回干校去，父亲生前是军人，三年前就去世了。”
“噢，将门之女呀！”
高洁有些奇怪，自己只说父亲生前是军人，刘书记怎么就断定自己是“将门之女”呢？但略一思考，也就明白了，录取前是要政审的，自己的档案里也许就有父亲的相关材料，如果是这样的话，刘书记前面所问自己的问题，原本就不是“问题”，那只不过是谈正题前的一种铺垫而已。
果然，谈话渐渐进入了正题，······。
——
夜里高洁失眠了，脑子里反复想着白天的谈话。刘书记对自己的情况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话题虽然很严肃，但刘书记的态度却很亲切，他从文化大革命，谈到文革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又谈到了教育体制的改革；从李铁龙的那封信，谈到了自己批判李铁龙观点的那篇文章。
刘书记说，教育体制、包括招生制度的改革，应当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内容。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无产阶级教育观和资产阶级教育观存在着根本分歧，在这一点上，李铁龙同学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和鲜明的态度，而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认识还不深刻，没有弄清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实质。
在谈到自己批驳李铁龙的那篇文章时，刘书记首先肯定了那是一篇逻辑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事例感人的好文章，还说如果用来批判“读书无用论”，立论是充分的，可如果以此来否定李铁龙同学提出的旧的教育制度、招生制度需要改革的观点，就有些文不对题了。
谈话中，刘书记委婉的告诉她，系里决定增补李铁龙为学生会副主席和党总支委员。
最后，刘书记还建议自己再认真读一读李铁龙的那封信以及省报的《编者按》，要深刻的领会其中所揭示的实质性问题，他说相信像自己这样有头脑、有思想的青年人是会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并能牢固的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及教育观的。
高洁反复思考着和刘书记谈话的内容，尽管她有些想不明白，李铁龙为什么能受到系里的如此重视，难道就因为他考试时写的那封信吗？考察一个人的觉悟和能力，仅凭一时一事、仅凭一封数百字的信，是不是太草率了？但她还是努力的说服自己，要尽可能的去接受这位党的总支书记、哲学副教授的观点。
国庆节后，她郑重的交上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从今天起，我要处处以gcd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要斗私批修，努力改造头脑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争取早日达到gcd员的标准。
——
学生食堂管理混乱，开饭时本应排队打饭，可一些人却养成了“加塞儿”的习惯——来晚了，不在后面按顺序排队，而是挤到靠前的比较熟悉的同学前面，毫不顾忌后面同学的议论和指责，心安理得的抢先打饭。
因为母亲又回五七干校了，高洁星期六没有回家，晚饭时她比平时要早一些到的食堂。周六的晚饭是包子，一两一个的包子，每个晚餐的餐劵可以领三个，如果另外付出二两粮票的话，最多可以领五个，这已经成了学生食堂的老规矩了，同学们习惯的称之为“每周一包”。
前几周，每到周末，高洁回家前都把晚餐劵留给李秋菊，由她领了包子送给李铁龙和其他男同学，今天高洁没有回家，算是第一次可以品尝“每周一包”的滋味。虽然开饭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每个打饭的窗口前都已经有人在排队了，高洁自觉的站到了三号窗口的排尾。两、三分钟后，开饭的时间到了，高洁的身后又多了十几个人，前面已经有人端着热气腾腾的包子离开窗口了。
高洁排着队，慢慢的向前移动着，离窗口越来越近了，这时同班的黄守业端着饭盒凑了过来。
“高洁，这周怎么没回家？还这么早来打饭？”
“啊，我母亲没在家，就不回去了，早点吃完饭，还有点别的事。”
“可不是吗，周末总有事，我也要早点吃完饭，好回家，就在你这加个塞吧！”
黄守业家也在省城，每个周末都回家，但“每周一包”他是从不放弃的，一定是吃完了晚饭再走。
这时后面有人嚷开了。
“自觉排队呀！”
“不要加塞！大家都着急，谁周末没有点事呀！都这么干不乱套了吗？”
黄守业却是听而不闻、无动于衷，趁着前面的人往前挪动的时候，挤到了高洁的前面，弄得高洁很尴尬。
后面的人嚷的更欢了。
“太不自觉了，哪个系的？
“别嚷了！”靠近排尾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同学对他身前身后的人说，“他们是哲学系的，排队的那个女同学叫高洁，她非常自觉，不信等一会儿你们就明白了。”
等大家静下来之后，黄守业也排到了窗口，当他交上餐劵和粮票领包子的时候，身后的高洁却悄悄的离开了窗口，又走到排尾重新排队去了。
“你怎么知道那个女同学会重新去排队？”有人问戴眼镜的男同学。
“我已经第三次看到这种情况了，只要有人在她前面加塞，她肯定会主动退到排尾去重新排队，所以我特意打听过她是哪个系的。”
“啊，这才真是‘斗私批修’呢！······”
人群里一阵感叹声。
吃过晚饭，回到寝室，高洁换上了高腰水靴，戴上口罩和乳胶手套。
“高洁，你不都是周日晚上扫厕所吗？”张秀琴随口问了一句。
“这周不回家了，打扫完了明天安心看点书。”高洁很自然的说。
“高洁，咱们五舍有几十个女生，每周都是你打扫厕所，我们真有些不好意思。”于桂芬略带歉意的说。
“没关系，在农村干惯了，起猪圈、刨粪都干过，这点活算不了什么，再说水洗厕所，要用水冲，你们都没有水靴和乳胶手套，干不了这个活。”高洁在为她们开月兑。
“那你就多辛苦了！”于桂芬还是有着几分不忍。
高洁出去了，寝室里却有了另外一种议论。
“主动去打扫厕所，说是不怕脏、不怕臭，干嘛还要戴手套、戴口罩，干完之后还要洗澡换衣服，我看还是没有改掉城市小姐、**的毛病。”
“李秋菊，这么说就不对了！你自己已经入党了，不干就算了，可也别说什么城市小姐之类的俏皮嗑呀！城市人怎么啦？我也是城市人，在原单位时，入党之前，我也经常打扫走廊、楼梯，也打扫过厕所。”
“于桂芬，你是说，高洁每周都打扫厕所，是在表现自己，争取入党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心安理得了，等下次开支部大会时，咱们几个在会上介绍一下高洁的表现，再主动要求做她的入党介绍人怎么样？”
“李秋菊，你这才像个党员说的话！”张秀琴的话里也表现出了不大赞同她先前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