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家纡难，襄助中山革命；厥功至伟，
孙中山题赠“革命圣人”
一忍痛割爱
1908年5月，孙中山领导的云南河口起义失败，至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发动的六次起义均遭失败。寻找网站，请百度搜索+同盟会在国际上又处于困境，经济异常拮据，活动更加艰难。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同盟会核心成员先后辗转来到新加坡，他们认真反思六次起义失败的教训，研究今后的革命方略，把目光转向新军和建立自己的军队上，并且确定了再组织新的起义时，务必先筹好足够的款项，再发动起义。
1908年6月9日，孙中山在艰难之中告邓泽如，既为河口起义失败不胜痛惜，并望再行筹款以办善后之事，同时又提出了今后方针为先筹大款然后举事。函云：
寄来两千元，已得收到。云南军事，以人多饷少，不能进步。今事已如此，不禁为之痛惜……今后之计，惟有多埠全力，另创善法，先筹备大款，然后举事，乃可乘胜趋利。……惟刻下办善后事宜，尚需款二万元，乃可集事。
孙中山信函发出半月有余，尚无佳音传来，河口起义的善后用款已多次催促，无奈之中，孙中山只好又一次向张静江求助款项。
张静江收到孙中山发来的“a”字电报时，正是他为经费周转而忧心忡忡、寝食不安的日子，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被金钱困扰、烦躁和痛苦的时候——
张静江在香港治病回到巴黎后不久，财务主管张永生就在一天清早捧着一摞账册闯进了他的卧室。
“什么事？”张静江面带不悦地问。
“对不起，董事长。”财务主管苦着一副脸说，“你一回来我就想找你，可你天天那么忙，一眨眼就不见了你影子。无奈，我今天只有来堵你的门了。”
“发生什么事了？”
“账上没钱了。”
“什么？”张静江“腾”地从床上跃了下来。
“你看看这个。”张永生走到窗边，将账册一本本摊开在桌子上，一边如数家珍地告知张静江各项开支：汇东京几次多少；支付《世界》画报出版费用多少；《新世纪》刊印费多少；侣濮街发行所费用多少；接待各路宾客费用多少……
这一项项，全系有出无进的“业务”，张静江默默地听着，脑海里翻卷过潮州黄冈、惠州、防城、镇南关、钦州廉州、云南河口一次次革命武装起义那些悲壮的画页。是啊，我的钱都用到那里去了，可起义却一次又一次失败了。孙先生说得对，满清王朝虽然腐朽，但它躯体却是庞大的，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是一次革命就能打垮的。他又想起了“世界社”的使命，要用《新世纪》周报和《世界》画报唤醒民众，把钱花在这上面也是值得的。而接待各路同志呢……他想着想着，没有一项开支不是用在了刀口上——他掉头看了看站在一旁陷入沉默的张永生，轻轻说道：“你去吧，我都晓得了。”
“可是——”张永生动了动身子，脚步却迟疑着不肯挪走，“去国内办货的周转金——”
“我晓得你的意思，”张静江沉着地打断了对方的话，“我会想办法去找钱来的！”
财务主管走后，张静江坐在屋子里盘算了一个上午。♀中午时分，吴稚晖找来了，带来了《新世纪》新一期的清样。
张静江浏览了一遍，指着一篇鼓吹武装的文章说道：“好啊，革命必须扩充装备，应该让国人多多地了解这一点，用革命的武装去打垮敌人！”
“可是，人杰兄——”吴稚晖欲言又止。
“敬恒兄有什么话，直言便是，何必吞吞吐吐。”张静江笑了笑说道。
“那我就直说了，”吴稚晖轻咳了一声道，“听说资金已难以为继，我看《新世纪》和《世界》画报——”
“你打算怎么样？”张静江突然喊了起来。
“你看看，你看看，”吴稚晖用手指对着张静江连点几点，道，“我能直言吗？不能啊！”
“好，你说，”张静江苦笑一声，表示认错，“你继续说。”
吴稚晖这才说道：“我的意见，可以考虑停办。”
“什么？”张静江双眼又瞪大了。
吴稚晖连忙改口道：“我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先停掉一个，怎么样？”
“不行！”张静江的语气十分坚决，“《新世纪》和《世界》，一个也不能停！国内武装起义连遭失败，人心涣散，正是亟须舆论鼓噪的时刻。东京的《民报》已遭日本政府查禁，宋教仁延聘律师向日本法庭控诉日本政府违反宪法，又遭败诉。东边不亮西边亮，如果我们也停，岂非东西两边都不亮了？”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吴稚晖满脸愁云。
张静江长嘘了一口气，颇有信心地说：“敬恒兄，俗话说，船到桥头自会直。资金不济的问题，总可以想办法度过的，贤兄不必太操心便是。”
此刻，正在张静江为经费绞尽脑汁而苦恼的时候，半路又杀出个程咬金——中山先生急切求款10000元！他木然地坐在圈椅里，怔怔地望着天花板，痛苦地思考着：中山先生的急切求款一分也不能少，而这里的各项开支也不能少，可钱从哪儿来呢？美国和英国分公司已多次抽调资金，难以为继了；向堂兄石铭借钱，恐堂兄难以置信。怎么办？张静江左思右想，最后想到了开元茶店。
第二天，张静江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提出拍卖开元茶店的意向。
吴稚晖首先反对说：“开元茶店是个日进斗金的宝店，是我们重要的经费来源，千万不可轻易卖掉。我还是那个意见，卖店不如停报。请人杰兄三思而行。”
“敬恒兄言之有理。”李石曾附和道，“《新世纪》停办，以后还可以复刊；开元茶店卖掉，再要买回来就难了。”
“我也赞成吴先生和李先生的……”财务主管张永生接续道。
“不要再说了！”张静江打断了张永生的话，吃力地站起来说，“《新世纪》是革命的声音，怎么能停办呢？难道我们的革命偃旗息鼓了？难道这是我们的领袖中山先生的意愿吗？这样做难道对得起无数牺牲的革命同志吗？”
张静江越说越激动，眼眶里噙着泪花，停顿了一下继续说：“为了推翻满清王朝，那么多革命同志前仆后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难道我们就不能割爱一个茶店吗？”
众人沉默不语。张静江扫视了大家一眼，点燃一支雪茄，遂又语气和缓地对大家说：“我也知道茶店盈利颇丰，也不是不明白创业的艰辛以及大家对茶店的感情，但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正处在节骨眼上，他需要的经费是一刻也不能贻误的呀！不要再犹豫了，马上卖掉茶店，暂作权宜之计吧！以后我们还是可以再想办法的嘛！”
室内鸦雀无声。张静江动情的肺腑之言打动着、说服着、凝聚着每一个人。开元茶店最终以12000法郎的价格拍卖给了一位法国老板。拿到拍卖款的当天，张静江就将其中的10000元汇给了孙中山。
二筹组银行
开元茶店的拍卖，虽解了燃眉之急，但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中山先生需要的革命经费会与日俱增，张静江深知仅靠自己的通运公司已难以继续承担这一义务，非寻找新的财源、大的财源不可。
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设想在张静江脑海中跳出来——筹组银行。
张静江在巴黎有一批法国朋友，有些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有些是通过做古董字画生意结识的，其中不乏生财有道的高手。在同这些高手的交往中，张静江了解到办银行是一条极具风险但收效甚高的投资。然而，鉴于上海阜康银号钱庄的教训，加之本身经营通运公司颇为顺利，他始终没有往这方面去深想。如今，收支上的入不敷出，使他不得不考虑如何谋取更大的利润、为革命筹措更多的经费而去冒风险。
张静江决定回上海筹建银行，于是便把《新世纪》全权交给了吴稚晖去管，自己则每日出入于巴黎的一些大公司和银行，了解掌握信息及有关开办银行的操作手段，又约请了几位懂行的法国朋友，日夜进行磋商。
张静江办事历来雷厉风行，决心要干的事，—干起来就有板有眼。这年年关将近的时候，他已就筹办银行一事作出了详尽的计划。
这时的同盟会，由于武装起义屡遭失败，孙中山避居海外，在华侨革命青年中继续做策动和筹款工作，而同盟会中某些人却对革命暂时处于低潮而悲观失望，怨声四起，继而趁孙中山不在总部时，萌生出分裂迹象。张静江除了赞助经费和办刊办报从舆论方面予以配合外，一直不曾参与同盟会的决策机密，所以对于同盟会内部风波的酝酿他浑然不知。他的内心正为自己庞大的筹资计划所激动。新年一过，他便约请了吴稚晖、李石曾两位好友，请他们来为自己即将开设的银行题名。
吴稚晖故意卖关子，要张静江先说出自己的计划。
“很简单，”张静江也来了个深藏不露，“通过银行筹集的资金，足以支持孙先生在国内发动更大的武装起义。仅以所需军事经费的比例来说，这个规模至少是先前历次起义综合之和的十倍。”
“可具体计划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张静江笑而不答。
“人杰兄，敬恒兄！”李石曾在一旁心痒难熬地恳求道，“你俩都别卖关子好不好？敬恒兄文韬武略，题名肯定早想好了的；人杰兄呢，你就告诉一下具体的筹资方案，我们可不会去泄密的呀！”
张静江笑着摇头道：“不行。俗话说出师无名必遭败，银行的名称都没有，哪能谈啥个计划？”
吴稚晖反击道：“计划就像是画画用的工具，没有笔、纸、颜料，哪能画得出个名目来。”
李石曾见二位兄长互不相让，便出了个主意道：“我晓得两位老兄均是为未来的计划所兴奋，故而相互卖关子。这样吧，”他从衣袋中模出一枚法郎，朝空中抛了一抛说，“是头像，则敬恒兄先说，反之人杰兄先说，怎么样？”
张静江同吴稚晖对望一眼，一齐笑了起来，表示同意。
结果，掷出来的是法币头像。
吴稚晖这才正经言道：“我是这样想的。人杰兄的生意，是以通运公司起家的，而这个‘通’，又含了四通八达之意。因此，这个未来银行的首题，该取一个‘通’字。”
张静江听罢，沉思了一下，点头说：“好，就先取这个‘通’字！”
吴稚晖接着说：“我们的事业，是志在推翻满清王朝，我们的行动，是革命的义举，而孙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军，堪称仁义之师，更有我们的同盟，皆为义字当先，人人为革命可以不惜倾家荡产乃至牺牲生命。因此，这后一字，应取为‘义’。”
“革命义举，仁义之师，义字当先。”李石曾连连念叨了几遍，然后拍手叫道：“好啊，这个‘通义’，再贴切不过！”
张静江对这名称也非常满意，接下来，他便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计划。
张静江筹组的这个通义银行，将采用中法合股方式，预计筹集总股本100万法郎。其中，中国股东占百分之七十五，法国股东占百分之二十五。“我已经详细了解并经过周密计算，以通义银行出面，联络巴黎的汇理银行等四大银行，请他们代为发售债票1000万法郎，利息按年息5厘计算，定期为十年还本。而在上海，根据现行的政府规定，可以用现款做地契押款，利润则在一分或一分以上。你们算算看，这是一笔多么大的顺差收益！”
说到这里，张静江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又意满志得地继续说道：“当然，这首先必须能在法国把全部债票顺利售出。”
“凭汇理银行这些大银行的信誉，应该不成问题吧？”李石曾插言问道。
“是的，”张静江点点头，“这些日子，我跑的就是这件事。巴黎四大银行，在法国人中的信誉很不错，发售1000万法郎的债票不算很大的事，所以，我胸有成竹。有了这么一笔大资金，我手头的什么生意都可以顺当地转起来，至于赞助革命和办刊办报的费用，到时候用起来，就用不着像现在这样吝啬了！”
一番话，说得三人心花怒放，只等张静江择日启程，去挖掘大金矿了。
商量好这件事，三人各奔东西，各忙各的事，吴稚晖也去了伦敦，并约定与张静江在伦敦会面。
本来，在张静江的行程计划中，的确应去一趟英国，可是，却因一场病变而中止。他在1909年1月7日给吴稚晖的信中这样表述：
稚晖先生鉴：今接中山信，附来汉民先生一信，特寄上。杰本拟五六号去伦敦，以身体不好中止。巴黎上月三十一号大雪，雪后大雾，天气恶极。杰知病将至，拟去别地避之，四、五号两次欲行，均被公司未了事所阻，竟不能达其目的。五号晚归家，因发头晕病，昨日睡一天，今日稍进饮食，然尚未大愈……
正如信中所叙，张静江当时确为病魔缠身，然而，为了中山先生的事业，他却不管不顾，坚持在巴黎指导革命所需之各项事宜。很快，1909年的“惊蛰”已到，回国内筹组通义银行的事再也不能拖了。张静江总算大病初愈，“惊蛰”刚过，他便抱着虚弱的身子，乘上东去的海轮，离开了法国。
张静江这次回国，可谓踌躇满志，他时刻记挂着的，就是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大业，而自己即将为之解决最最急需的经费问题，天下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令人兴奋呢？因此，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他顿感浑身来了劲儿，便在香港、上海几地，马不停蹄地奔走，很快便联络了一批颇有财力的中国股东。
这些股东，大多是靠白手起家做生意发财的，经张静江一番游说，预见到成立银行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远较做生意辛苦积累来得快捷便当，于是纷纷解囊，不出数月，便凑足了张静江成立银行所需的100万法郎。
接着，便是请法国的四大银行代理发行债票了。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紧要关口，巴黎传来急电：张静江的代表到法国汇理银行商谈发行债票事宜时，对方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如要我方在法国代理发行债票，通义银行必须有一年以上可靠的经营业绩，否则，恕不办理。
张静江一时蒙了。在原先同汇理银行的洽谈中，并无此条款，何来此节外生枝？代表又跑了其他三大银行，说法均与汇理银行相同，可见其事先已通好了气。难道，他们想联手将通义银行扼杀在摇篮里？
张静江不服这个气，经营一年又怎么样，我不信就做不好银行的生意！
然而，通义银行要想开张营业，必须召开股东大会讨论通过，因为每个股东都是出资的大小老板。于是，通义银行的一次事关存亡的股东大会在上海召开了。
令张静江意想不到的是，法国银行的背信弃义使中国股东对他的经营计划顿生疑窦。会上，当张静江将法国银行要求通义先行经营一年、拿出好业绩的情况作了介绍之后，立即就引起全场大哗。有人站起来激昂地责问：“张先生不是有言在先，银行一成立，即在法国发行1000万债票吗？如今为何变卦？”又有人提出质疑道：“银行咱从未办过，谁知明天会怎么样！一旦血本无归，咱们岂非跟着张先生受过？”
一时间质疑不断，张静江哪怕生有一百张嘴，也无法解答。因为，他压根儿拿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许诺一年后通义必定赚钱；他更拿不出单个的经济实力，去同在场的股东联盟作比较。就在张静江百口莫辩之时，有人提出立即解散通义银行，所筹股本资金物归原主。这一建议，得到了占绝对优势的股东同意。
于是，一夜之间，张静江的千辛万苦化作一江春水东流去。
通义银行解散不久，狡猾的洋鬼子悄悄地拾起了张静江的计划。法国汇理银行迅速在上海组建了“义品银行”，利用发行债票，大举获利。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又使战后法郎汇兑大跌，义品银行所发行的债票在偿还本金及利息上，付出锐减。这样，义品银行又发了一笔横财。
这一切，张静江是闻之心痒、见之心痛，将帝国主义洋鬼子恨得牙痒痒的，发誓非打倒它们不可。
张静江的这一失败，不仅仅是白费了他在金融事业中的一着极其高明和具有真知灼见的棋，而且直接影响了他对国民革命作重大投资的宏伟计划，这不可不说是中国革命的一次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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