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击分裂
1909年9月，同盟会内部发生分裂，令张静江大为震惊。♀特么对于+我只有一句话，更新速度领先其他站n倍，广告少
原《民报》主编章炳麟（字牧叔，号太炎）会同陶成章（焕卿），突然对孙中山发起了公开攻击。
章太炎和陶成章均系当时赫赫有名的革命领导人物。章太炎早在1900年7月就有“易服断发”壮举，立志反清革命，同改良主义决裂。1903年6月，他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后又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被民众称为“义师先声”，不久即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并于次年在狱中参与发起成立光复会。陶成章也是光复会发起人之一，他曾于1900年两次进京行刺慈禧太后未果。光复会成立后，他又于1905年9月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联络革命，1906年在秋瑾组织的光复会军中任五省大都督，策动反清起义，在革命同仁中享誉甚佳。
然而现在，这两位反清革命的先驱者却要联合起来整孙中山了！
章太炎和陶成章用心十分恶毒，他们盗用同盟会名义，发布孙中山罪状书，攻击孙中山道：“……我同盟会成立之际，孙文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然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而对于孙中山奔走各地、为同盟会募集钱款，章太炎则指责说：“孙文借革命以骗钱。”同时，陶成章又四处散布谣言说：“孙文借革命之名，令各地捐钱至其家，大发其财！”
章太炎、陶成章在日本、南洋等地散布此类谣言的时候，适逢孙中山在欧洲筹款。许多革命同志弄不清真相，致使流言在世界各地华侨社会广为传播。后来又有人在美国的华侨社会中布发传单，对孙中山大肆诋毁。因此，当孙中山抵美发动革命筹款时，便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许多华人对孙中山的到来持怀疑态度，不予支持，同盟会事业为之一滞。
1909年10月8日，孙中山致信王子匡道：“美洲有人托同盟会之名，致书各埠，大加诋毁于弟，不留余地，该处人心颇为所惑。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矣！……从外人视之，吾党亦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可为浩叹！”
11月8日，同盟会上海支部的核心成员周柏年专此拜访张静江，传达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情况通报。
周柏年比张静江小三岁，出生于南浔“八牛”富商之家，与张静江从小就志同道合。1899年中秀才，1900年东渡日本，追求维新，在日本结识孙中山，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8年与陈英士同道回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是上海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国民党一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国民党二大后，出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
当时，张静江对同盟会内讧一事完全不知情，于是，周柏年向张静江详尽通报了章太炎陶成章攻击孙中山、制造同盟会分裂的事件由来和经过。
1906年7月，孙中山指令章太炎接任《民报》总编，让其掌管同盟会的宣传工作，谁知章太炎不但不去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反而在《民报》上发表《代议然否论》的文章，驳难孙先生的民权论，一时舆论哗然。♀孙中山出于大局考虑，对他一直以劝导为主，但章太炎毫无悔改之意，处心积虑想整垮孙中山，竟然到了不顾革命利益的地步。后来，章太炎居然在刊行的第十九号《民报》上，以首要篇幅刊登《大乘佛教缘起说》，一张革命的报纸，被他搞得非驴非马。当时，就有读者写信到报社，批评《民报》“不作民声作‘佛声’”。
1907年秋，章太炎和陶成章在东京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东亚万国同盟会”，自任会长，公开与孙中山对立，使同盟会成立才两年就遭到分裂。
1908年，章太炎不断向孙中山发电，要孙中山接济《民报》经费，但据冯自由所记，本年夏，程家柽已带款三万金至东京总部，当不会有什么经济困难，即使无三万金，亦当有相当数量，绝不至于需频频向中山先生索款，其中当有一些奥秘之处。当时，孙中山因发动各地起义，经费本远远不够，又筹措极为困难，哪里还有钱接济《民报》？故先后只寄给章300元。
至是年9月，陶成章干脆亲至新加坡，向孙中山当面索款3000元，以做《民报》经费，同时还要求增加股款和维持费。孙中山无奈，只得四处筹措，但仍无所得，只好将自用的手表等物交给陶成章，着其变卖为款，聊以资用。而陶成章一直猜度孙中山存有巨款，认为孙中山这是在演戏给自己看，竟与其争持不休。不久，又向孙中山提出要款50000元，以供其回浙江省活动之经费。
对于陶成章的无理取闹，孙中山只能断然拒绝。
陶成章回东京后，便同章太炎公开盗用同盟会名义，发布孙中山罪状书，干下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令人发指！”张静江听后气愤地敲着桌子说，“这是污蔑、造谣、诽谤，黑了良心的胡说八道。”
“这两个人在党内一贯闹派别、搞分裂，把党内搞得乌烟瘴气。”周柏年又道，“我在日本时早就看出了他们并不真心拥护孙先生，迟早是要闹**的。”
“对这种党内分裂分子，必须坚决揭露之，以使他们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张静江忿忿道。
孙中山抵美后处境不佳，前景暗淡，而对章陶的大肆诋毁又无法一一辩解，陷入万分苦恼之中。这时，他想起了张静江在巴黎办的《新世纪》周报。那时，在欧美华侨社会，《新世纪》周报已有相当影响，孙中山决定立即给张静江写信，请其借《新世纪》在华人中的影响，为自己主持公道。
这时，秘书告诉他，张静江已经回国筹组通义银行去了，而吴稚晖得张静江资助，已将夫人及儿子吴蔷、女儿吴蓉接至伦敦，吴本人也以居住伦敦的时间为多。若张静江不在巴黎，则吴稚晖此时应在巴黎。
孙中山考虑到信息辗转耗费时日，便于11月12日直接写信给了吴稚晖：
闻美旧金山等处华人思想颇开，惟被陶布散传单之后，新得革命思想之人对于弟之感情大不善，非多少时日，未易解释。♀此种疑惑，最妙莫如由《新世纪》用同人字样，作一函致美西四报馆，即《大同》、《美洲少年》、《中西》及云哥华之《华英》，及檀香山三报馆《自由》、《民生》、《大声》，作为同业互通消息之谊。将陶信内忌功争名争利及煽人行杀于弟之口声之无理处指出，并下以公平之评判。当较《新世纪》已言者略详，及劝报中同业不可误听一面之词。如外间有人疑惑，当按公理解释，维持人道等语。此函当由巴黎寄发，及盖《新世纪》之印据。如此则必为力甚大。倘各报馆能维持公论，则诽语不能摇惑也。有《新世纪》报论，更有专函，则此事可以消释，弟不用自解矣。请先生费神为之。
吴稚晖接信后，马上发电给张静江，征询意见。张静江收到吴稚晖的电报后，当即喊来助手周菊人，命其立即给吴稚晖回电，电文是：“坚决反击章陶的恶意攻击，为中山先生正名。”
吴稚晖在等待回电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酝酿批驳章太炎、陶成章对孙中山攻讦的文章。收到张静江复电的翌日，《新世纪》就发表了吴稚晖的《劝革命党》一文。文云：
……近见有东京同盟会布告孙文罪状书，所言不惟无足为孙文之罪状，且适显其沾染保皇党气息。鄙背之口声，现面盎背，使见者齿冷而已。仆亦同盟会之人，东京岂有如此之败类者，必为三数谬妄人托而为之，肆其倾轧以快其私恨者也。……夫孙君者，不过革命事业中之一人……其人一心止知革命之实行，绝未闻偶插标旗，与小儒弄无谓之笔墨，使其左右称之为某某会之总理，有如康有为君，日日以总长之名词，腾布于保皇党之机关报也。……何得横生一大统领之名目，彼执笔者之意中，将认同盟会为中国，总理即大中国之统领欤？……急斥之曰：“贱奴之口声。”大统领与否，乃革命告成后四百兆人公定一事。
22日，南洋各埠革命党人开始公开发布指斥章太炎的文章。
与此同时，东京同盟会总部及各地机关见分裂事态愈演愈烈，亦便紧急蹉商解决办法，以总部机关名义向各地有关报馆致公函，为中山先生辟谣。南洋同盟会更是派出专门的调查人员，至九龙调查孙中山的家况，证实其家中并无财迹，祖孙三代人挤住在几间破旧的房内，靠自己租地耕种度日。
在这场举世瞩目的论争中，《新世纪》还公布了孙中山数年来为革命筹款的经过，于何时何地得款多少，用于何处一一标明；同时介绍了孙中山举全部家产用于革命，致其祖父家人、父母、夫人和两个女儿生活备尝艰辛的事实，其中引用孙中山来信原文：“自我一人于此数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见也。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14000元，家人以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千数百元。此我攫利之实迹，固可昭示天下也。”
这一切，均给予章炳麟、陶成章对孙中山的诋毁以有力驳斥。1910年2月10日，孙中山来到华人聚居的旧金山。由于《新世纪》的申辩，旧金山华侨社会对孙中山的疑虑已烟消云散，孙中山在这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并很快筹组成立了同盟会旧金山分会。2月28日，孙中山应“少年学社”之邀，在旧金山的丽蝉戏院发表了题为《革命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门》的演讲，引起轰动。孙中山在演讲中这样说道：“华侨在美国备受歧视虐待，人人莫不愤慨！而推究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是亡国遗民，没有国家的保护。所以必须实行革命，废除鞑虏清朝，光复中华祖国。”
经过同盟会广大革命同志的努力，一场分裂悲剧终于消弭于无形，孙中山重新树立了在世界华侨及革命党人中的崇高威望。这对于中国国民革命及整个中国之前途命运，其影响是不可言喻的。这其中，张静江所创办的《新世纪》，的确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孙中山为张静江题词：丹心侠骨。世人据此称张静江、吴稚晖为民国功臣，实不为过。
1910年3月上旬，孙中山从旧金山来到巴黎，其时，张静江也从上海回到了巴黎，两人相见格外亲切。孙中山说了一番感激话之后，着重与张静江商量了在国外建立同盟会联络中心问题。当时，孙中山的革命正处于低潮，且同盟会在国外活动地域较广泛，亦较秘密，需要有一个联络中心。张静江建议把这个联络中心，设在巴黎的通运公司。孙中山考虑到通运公司在国内上海有总公司，在美国纽约、法国巴黎、英国伦敦有分支机构，且属于私人企业，对外业务亦有信誉，利用通运公司打掩护做联络点，非常理想，就采纳了张静江的建议。张静江又把在上海通运公司任总经理的长兄张弁群以及上海中国银行董事、他的舅父庞青城介绍给孙中山，发展为同盟会会员。张静江还建议孙中山日后去上海活动时，可住在庞青城的家里，有白俄保镖看门，比较安全。孙中山也允诺了。此后，孙中山每到上海，均住在庞青城家里。
四举私办报
1909年农历12月，张静江和夫人姚蕙携女儿们回到上海。家人久别团圆，天伦之乐，喜不自胜。哥哥弁群、堂哥石铭以及南浔老家的至亲们都来看望阔别多年的姚蕙及张家的小姐们。马思南路98号的张公馆人来车往，又热闹起来了。张静江也渐渐从组建通义银行失败的苦痛中解月兑出来，心情也开朗了些。
这一天，周佩箴兴冲冲地走进了张园。他是张家的常客，也是张静江的得力助手。
周佩箴也出身于南浔“八牛”富商之家。他1884年出生，1902年中秀才，因家道中落，无力深造，乃从商。其叔祖周昌福与上海广东籍巨商徐润（字雨之）有世交，遂进徐润的上海定源祥房地产部任办事员。因勤奋笃实，深得徐润器重，由办事员逐步提升为总账房。张静江创办通运公司后，聘他为上海办事处经理，并由张静江介绍相识了孙中山，于1908年加入同盟会。张静江组建通义银行时，曾聘他为经理。周佩箴于张静江筹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时，被聘为常务理事，并被推为上海总商会会董，为推动工商界拥护孙中山、支援革命经费，做了大量工作。北伐革命时，他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厅长。南京政府成立后，他出任上海中央银行行长。
周佩箴这次到张园，是张静江邀他来商议组建上海来远公司之事，以弥补筹组通义银行的损失。他们谈及不久，忽报于右任先生来访。
于右任比张静江小两岁，陕西三原县人，家里很穷，从小放过羊，做过工。1898年在友人的帮助下出版了一本《半哭半笑楼诗草》，被奸人检举，到陕西总督衙门告密，说他的诗是“倡导革命，大逆不道”，朝廷传下密令，要逮捕他归案。他当时正在开封赶考，得到父亲托人送来的急信后，连忙化名潜往上海。到上海后，受到名人马相伯的赏识，吸收他入震旦学院学习，并聘他为私人秘书。这期间，他结识了蔡元培。后通过蔡元培的介绍，认识了张静江。
于右任后来成了张静江多年的朋友，也是张静江十分赏识的人物。去年5月创办的《民吁日报》，就是在张静江的支持下问世的。《民吁日报》大力宣传民主，鼓吹共和，抨击清政府的暴虐与**，在舆论界有很大影响。1909年8月14日，上海租界当局查封了《民吁日报》，于右任不为所屈，很快又恢复创办了《民吁日报》。不久，《民吁日报》又被查封，于右任被租界当局拘捕，租界的会审公堂对其进行了十四次审讯。为营救于右任，张静江四处奔走，是时，他曾于该年8月19日写信给吴稚晖：
“稚晖先生鉴：民吁于君右任触忌被诬逮，函商笃生设法援救，请转交为祷。此上大安。弟人杰拜。”
经协调各方人员努力，终于使身陷囹圄的于右任得以获释。
今天，是于右任获释后首次拜访张静江。张静江忙设宴款待。席间，于右任谈及了《新世纪》和《世界》两大报刊，赞誉之余，流露出自己还想在上海再办一份报纸的想法。
“报名都想好了，”于右任说，“我们为民主奋斗，为民众呼吁，就叫《民立报》。”
“《民立报》，”张静江念叨了几遍，说，“好，这个名字好！”
“可是——”于右任欲言又止。
“是不是经费有困难？”张静江快人快语地问道。
于右任默默地点了点头。
张静江心里盘算了一会儿。公司现在的财政状况的确不好，除支付孙中山策划起义所需，一报一刊的经费均有捉襟见肘之虞，但是，他看看满脸期待的于右任，便不再多想，爽快地说道：“办报的经费，我来设法解决一部分，你有空送个计划来。”
于右任乐颠颠地走了，张静江却是一脸愁容地呆立了许久。回到内房，夫人姚蕙问及怎么回事，张静江说道：“刚才的于先生要办一份《民立报》，这也是一份革命的报纸，办好了，对孙先生的革命又是一个有力支持。何况，它是办在上海哪！”
“他是来找你筹钱的吧？”姚蕙问道。
张静江点点头，叹息一声道：“从哪里去挖这笔铜钿呢？”
“这么说，你是已答应他了？”
张静江不吱声，姚蕙说道：“我晓得你难，那就先从我那儿支一些吧！”
张静江笑道：“那就算我借你的吧！”
张静江用夫人的私房钱，赞助于右任创办《民立报》。1910年11月初《民立报》正式面世，在社会各界引起了更为强烈的反响。于右任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赞扬。后来，孙中山得知于右任办报的经费乃是张静江用夫人的私房钱赞助的，对张静江的慷慨义举更是赞叹不已。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