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排众议，一言九鼎，议决中华民国总统制；
为新政府募集千万经费，却婉拒财政部长要职
一组建中部同盟会
同盟会分裂事件结束后，各地革命力量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孙中山于1910年5月底由檀香山再抵日本横滨，准备召集同盟会高级干部会议，策划第二次广州起义。♀特么对于+我只有一句话，更新速度领先其他站n倍，广告少日本政府为了满洲利益，答应了清政府对“通缉要犯”孙中山不准留日的外交请求，以警方出面，劝说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被迫化名行动，于6月下旬转赴新加坡，7月19日到达槟榔岛，在岛上秘密召开了同盟会高级干部会议，筹划起义工作。
张静江得到此次会议的一项最重要的决议指示，乃是筹备起义所需经费，继续发动世界各地华侨积极捐款。孙中山在会上说：“吾党不乏热心之士，前此力分而薄，且无先事为备，每有临渴掘井之患；今举乏力以经营，鉴于前车，故为充分款项之筹集，事济与否，实全系之。”“……故欲各尽所能，以期有济。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可见筹款一事，实乃当务之急。于是，张静江更是专心致力于通运公司业务的运转，以期有好的收益，用以助内地革命所需。
次年4月下旬，各地华侨报纸刊载了国内第二次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黄兴在黄花岗所率革命军几乎全系精英人物，个个才华横溢且出身富贵，然大部分均毙命于清军之手。张静江闻讯大恸，决心尽早结束在欧美的事务，动身回国，直接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此时，孙中山接受南方起义失败的教训，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华东和两湖地区。张静江受孙中山之命，于6月17日从巴黎回到上海，着手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
张静江没有回自己的张园，径直先去拜访了陈其美。
陈其美比张静江小一岁，是张静江的湖州同乡。他少年丧父，中断学业，当过学徒。1906年留学日本，就读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后结识孙中山，成为同盟会的核心成员、孙中山的左右手。
1906年时，在上海富豪张叙和的家里，于右任曾经把陈其美介绍过给张静江。当时张静江反应冷淡，只微微点了点头。
“这位是张人杰先生，也是湖州人。”
“久仰！”陈其美恭敬地抱拳行礼。陈其美在家乡曾听过张静江的大名，不过，并不知道他也有志于革命。
陈其美走后，张静江对于右任说：“于先生，你介绍这么一个毛头小子给我，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是吗？”当时，于右任颇有些尴尬，不知说什么才好。
不过，几年以后，张静江就为自己的话感到汗颜了。再见于右任时，他不无感慨地说：“陈其美的确是革命的栋梁之才，鄙人当年眼拙啊！”
再说此刻，陈其美忽闻报门口来了一位跛脚人，三十来岁，操一口吴兴口音，还说是陈先生的老乡。
陈其美一愣，心想：“莫非是人杰先生来也？”于是，他急忙起身，迎出门去。
果然是张静江！陈其美惊喜不已，忙抱拳致歉：“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陈其美将张静江引至书房，兴奋地说：“人杰先生，您来得正是时候呀！”
“是吗？”张静江笑眯眯地说，“这次孙先生是要我回上海协助你工作的。”
“岂敢，岂敢！”陈其美打断了张静江的话说，“只有我协助您之理，岂能倒过来呢？我想孙先生的意思莫非是我台前，您幕后罢了。”
“说得好！”张静江跷着大拇指说，“我们就台前幕后地精诚合作。”
俩人会心地开怀大笑。
陈其美接着向张静江介绍了两湖地区和上海的革命形势。
1911年1月30日，湖北的蒋耀武、詹大然、刘复基等人在武昌成立文学社，以此为纽带，加强发展新军中的进步官兵入会，仅半年时间，新军会员就达两千多人，同情革命者约五千人。
除文学社外，孙武、刘公、焦达峰等人组织了共进会，积极联络两湖会党起义，确定湖北先动，湖南响应。
共进会与文学社虽同属革命组织，但因保密之故，彼此不相联系，便出现了有些革命者既参加了共进会、又参加了文学社的局面，但双方领导者都不愿意甘为从属，均各自为政。
面对湖北高涨的革命形势和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状况，陈其美决定派谭人凤前往武汉协调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建立统一的革命领导机关。
谭人凤于6月中旬到达武汉，立即会见了共进会的领导人。正巧，共进会正在研究，乘四川保路风潮正火、瑞方带兵入川、武汉兵力空虚之际，举行起义。他们对起义充满胜利信心。共进会会员李作栋对谭人凤说：“广东虽然失败，我们湖北却更好革命了。清廷以为把中国革命党杀光了，再没有革他命的人了，所以，清廷一定不大防备革命党。他们知道广东都是些有名的革命党，压根儿不会想到我们湖北这些无名的革命党，也会起来革他们的命。这叫做乘其不备，出其不意，起义一定会成功的！”
谭人凤点着头，赞成地说：“李先生言之有理，中山先生以前组织的起义多在边境地区，清廷对内地的情形不是很清楚，这是起义的有利因素。♀”
“谁来做领导者呢？”孙武说。
谭人凤明白孙武的心思，怕一旦联合，受制于人，忙说：“中山先生、克强（即黄兴）先生一直是革命的领导，上海的英士先生、违初先生也可领导嘛。至于武汉，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选举领导也行。”
“但愿文学社的人能够同意。”孙武颇有顾虑地说。
谭人凤很快又去会见文学社的领导。在联合的问题上，蒋翊、孙武、刘复基也都表示欢迎，态度非常诚恳。
于是，共进会和文学社携起手来，初步达成联合起来的决定。
在武汉革命形势的推动下，陈其美酝酿着宏大的革命计划。他充满信心地对张静江说：“人杰兄，我们应尽快成立中部同盟会，领导和组织长江一线的会党组织，联合起来，至时相机共同起义，让清廷顾此失彼，确保某一方起义的成功，继而乘势而上。”
“很好啊！英士兄不愧为帅才，文韬武略，气吞大江南北。”张静江夸奖地说，“我会全力支持，经费问题你不用考虑，尽管大胆地干。”
陈其美在张静江的鼎力支持下，与宋教仁、廖仲恺、蔡元培、谭人凤、庞青城、周柏年、周佩箴等人一起，加快了各项筹备工作，终于在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四川北路湖北小学成立。到会者有二十九人，其中湖南七人、浙江七人、四川四人、福建五人、江苏三人、安徽二人、云南一人。大会决定在上海设立总机关，各地设分机关，以海关造册处潘祖舜的办公处为“通讯机关”，以浙江路821号杨谱笙寓所为“秘密接洽机关”，以湖州旅沪公学处为集合地点。张静江慷慨捐助5000元，作为各机关的创办经费。
大会决定总会长一职暂虚其位，推举陈其美为庶务，管理一切不属于其他各部的事务；潘祖舜为财务，宋教仁为文事，谭人凤为交通，杨谱笙为会计。
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和《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宣言》强烈抨击了清政府：“现政府之不足以救中国，除丧心病狂之宪政党外，贩夫牧竖，皆能洞知。”同时指出以往同盟会失败的原因：“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同时，针对广州起义后的情势说：“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留心，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之策，乃一以气郁身死，一以事败灰心，一则宴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诸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下不能自已，于是有同盟会中部之组织。”
《宣言》强调在组织上，中部同盟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在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救偏毗、防**”。各团体对于总部，必须“同心同德、共造时机”，不可有“省界情感”之宿见。
《宣言》提出了成立中部总会的目的，是要于广州起义失败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以准备更有组织、更有把握的起义，而不再轻举妄动，而要“培元气，养实力也”。凡有起义，“必由总部召集各分会决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
二遥相呼应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终于在9月14日召开联席会议，商谈两团体合作、成立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及武昌起义计划。9月24日，武昌南湖的炮队八标三营部分革命党人发动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并没有削弱革命党人的意志，共进会和文学社进一步加强了行动，准备再次举行起义。
10月9日，晚上8时许，革命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在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内打响。
10月11日武昌光复。
10月12日、13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
上海《申报》、《民主报》、《神州日报》等报刊都以醒目的标题、重要的版面进行了报道。
张静江为之亢奋，积极协助陈其美，以最快的速度帮助武昌派来的革命党人居正、杨玉如办好购买手枪事宜，让他们及早赶回武汉。
10月22日，湖南宣布**。陕西也于同一天宣布**。继而，江西、山西、云南也宣布**。
张静江欣喜之际，忧虑着革命政府成立后能否得到欧美各国的承认，于是他写信给远在英国伦敦的吴稚晖，请他了解各国对中国国内革命承认的情况。他在信中写道：武昌起义一打响，已势不可挡，法国报纸所载消息亦颇详细，《民立报》已发出同样的消息，我认为，如果再有一些省**，譬如南京起义也成功了，那时各国会出面承认革命政府的**。我希望再派人去欧洲各国，能多了解各国对中国国内革命承认的实际情况。他在给吴稚晖另一封信中又说：“英报界未识可运动说几句好话否？法报弟当设法运动，有何好法，乞告我。”
张静江的担心事出有因，当时美国金融界喉舌《华尔街日报》就对辛亥革命发出抱怨说：“破坏了铁路特许权，危害了货币改革，干扰了贸易，威胁着美国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
是时，东北的革命党也在积极筹划武装起义。10月17日，东北革命党人蓝天尉到张园造访。张静江未见过蓝天尉，却听党内同志介绍过，知其乃湖北黄陂人氏，早年入武昌新军及湖北武备学堂，官至新军统带，是一员善战的武将。宣统二年（1910年）调任清陆军第二混成协统领，现驻防奉天（沈阳）。
张静江在家中设便宴为蓝天尉洗尘。蓝天尉是一位豪爽的军人，肃然起立，举杯连喝三杯，这才说话道：“小弟不才，有扰贵府。但为革命举义事，不惜远道来此，厚颜请援。”
张静江见蓝天尉的豪迈之气，也立起身来，举杯说道：“秀豪（蓝天尉的字）兄不必多礼，你我几为同庚（蓝比张只小一岁），何来如此客套？再说，同为革命大业，秀豪兄有何事需人杰效劳，甘为犬马！”
蓝天尉又敬了张静江一杯酒，然后才说明来意：“吾人统军驻奉天，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所交非薄。绶卿（即吴禄贞）乃我党同志，曾留学日本，入士官学校深造，参加过自立军起事，后入京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监督，又随徐世昌驻奉天任军事参议，对行军打仗颇有造诣。敬舆（即张绍曾）亦出学日本士官学校，曾任北洋督练公所教练处总办、学堂监督等职，其对革命早已向往有之。”
张静江笑眯眯地道：“秀豪兄向在下如此详介二人，是否有同此二人共谋义举之意？”
蓝天尉笑着点点头说：“吾意发动北方新军，响应武昌起义，直攻北京，以作南北呼应之效，奈何兵将虽良，却苦于军火不足！”
“秀豪兄欲取多少军火？”
蓝天尉听张静江此话，不禁心中一喜。对方所言之意，必是肯慷慨解囊，助其一臂之力也，于是连忙答道：“火炮四门、步枪三千支足矣！”
张静江听罢，沉默不语。心里盘算着这笔开支，不在小数。而更麻烦的是，要在清廷密探遍布上海的情况下，弄出这么一大批军火，确非易事。但面对为革命事业挺身而出的勇士，纵有千难万险也在所不惜，张静江不再犹豫，坚定地说：“秀豪兄放心，我会全力去办好的，决不负兄厚望！”
张静江应允了这桩大事之后，立即电告吴稚晖汇款：
所要款并不甚多，大约45万已足矣。在法同人可集成2万元之光景，望先生在英与各同志一谈，凑得若干即即电汇（由银行）上海民立报，再另发一电，告在何银行，可使其去取。此事甚急，望速办，此请日安，弟人杰拜。
张静江收到汇款后，精密计划，动用了在上海的各种关系，很快为蓝天尉办齐了四门火炮和三千支步枪。蓝天尉回奉天后，果然发动了北方新军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了，却给了清廷又一个沉重打击。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蓝天尉被任命为关外都督兼北伐第二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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