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陈洁如显得有点激动地说，“于是，我更肯定了自己的怀疑，便要介石今夜千万别出去。♀友情提示这本书第一更新网站，百度请搜索+但介石说晚上7点在黄埔有个重要会议，坚持要去，我则坚决不同意，让他将会期延后，他也不答应。我就打电话到军校，接电话的是军校的教育长邓演达，他告诉介石，中山舰已从广州南下黄埔加煤，介石大吃一惊，问是谁下的命令。对方说是汪精卫下的命令，介石愤怒起来，说汪精卫无权不通知他就下命令，汪精卫必须对此事负责。”
“那李之龙又是怎么被抓的呢？”张静江接着又问。
“我听介石说，有人阴谋绑架他，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
其实，“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汪精卫犯病在家休息。这天早晨，正当他躺在一张帆布床上闭目养神的时候，陈公博急匆匆地跑来报告说：外面戒严，在广州的俄国顾问公馆也被包围了。问汪主席是否知道。汪骇然。接着，谭延闿、朱培德受蒋介石之托，转呈蒋给汪精卫的信。信的大意是：**企图暴动，所以不得不紧急处置，请求主席原谅。汪精卫把信往桌上一扔，怒气冲冲地对陈公博等人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先一点不告诉我，这不是造反吗？”汪精卫猛坐起来，随手抓起一件长褂，要到蒋介石那儿去问个明白。妻子陈壁君急忙劝阻了他。第二天，汪精卫又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长请来，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问他们敢不敢去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这些将军们面面相觑，不吭一声。他们与蒋介石虽有矛盾，却深知汪精卫既无实力又无决心，何必去得罪当时最具实力的蒋介石呢。
张静江从蒋宅出来时，心情非常沉重。“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与他上次来穗时同蒋介石的密谋相差甚远，影响太大了，处理不好，介石就可能一头栽进珠江，葬送前途。很明显，他所采取的行动，针对的是苏俄和中国**，可阿凤的这番话又怎么去理解呢？难道说是汪精卫勾结**企图暗算蒋介石？他一路走一路摇头，不断否定自己。局势太复杂了，如果是介石设计要阿凤这样子对外说，轻信阿凤的话则容易影响对事件真实性的正确判断，但介石及阿凤又有什么理由骗我呢？
第二天，张静江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慌忙恭维道：“二兄不顾病体，前来相助，弟感激涕零。”
张静江不动声色，严肃地问：“静江有一事不明白，尚需介弟说明。”
蒋介石一下子阴下脸来，沉吟良久，这才说道：“二兄，介石是逼上梁山啊。”
“你太性急，太刚愎自用了！”张静江责怪道，“你知道这样做，是树了四个大敌——苏联、兆铭、广东广西各军、国内**。你能以一挡四吗？”
“苏联领事馆22日上午已由布勃诺夫派人来过，”蒋介石这样答道，“问我发动事变是否针对苏联，我已复之：对人不对事。”
“那领事馆方面怎么说？”
“他们表示可以放心，若对季山嘉等人不满，可令其离粤回国。”
“嗯，”张静江稍稍放心了些，“那么兆铭呢？”
“他能怎么着？”蒋介石怒形于色地说，“这几天我已打听清楚，事发后他曾找过谭延闿、朱培德及李济深等几位军长，要他们把部队撤出广州，以示同我的决裂。可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么说来，各军军长不打算同你翻脸？”
“刚开始他们是想同我大干一场的，但一时间他们无法统一调动部队。苏联方面对我的态度，使他们改变了想法，所以至今仍按兵不动。他们不是不想同我翻脸，而是不敢！”蒋介石志得意满地说，“22日的中央政治会议，可以说完全按我的意图召开。当天下午我就去找了谭延闿、李济深等人，他们都对我的行动表示赞同了嘛！”
据蒋介石日记中披露：“事前反对举动者，事后奉余言为金科玉律。人心之变化，奈如此其速耶。”
此日记所指的“事”，就是这次的“三二○”中山舰事件。
张静江见蒋介石越说越显得意，不禁皱皱眉头：“介弟，所幸事态变化顺延，可你曾否想过，万一朝相反方向发展，又该何处。♀”
“二兄，”蒋介石笑道，“这个，弟不是没有想过。弟深知一旦失败，所谓风险颇巨，但是时形势，逼我铤而走险。我正是利用了苏俄心理及各方矛盾，孤注一掷，才有今日形势。”
“介弟，”张静江长吁一口气道，“此乃赌博心理，却又不同于金钱筹码，万一……”
“无万一可言，”蒋介石打断了张静江的话，“今大局弟所控制，二兄大可放心。”
“那么，”张静江又皱了皱眉头道，“兆铭意图绑架一事，乃为虚构？”
“这个……”蒋介石顿了顿道，“此中情形，实在过于复杂，弟亦有难言之隐，既事已过去，就不必再提它了。”
张静江自然晓得有些事点到即可，不必去深究其因，又想到大事已成定局，成者为王，他还是为介弟冒险闯过此关而高兴，便道：“介弟既有此论，也罢，但为兄还要提醒介弟，切莫为暂时的胜利所迷惑，对整个事件的处置，仍应十分冷静。尤其是对**方面，不要处之过甚，须知它们的力量，在广东各部中，不容小视，它的民众号召力，更是空前的。”
蒋介石沉思良久后，表示赞同地道：“二兄高见，**不可小视，在黄埔军校及一部分军队中，即使在我的第一军，政治骨干大多为**员。何况他们还有十数万工人武装及农民自卫军，一旦闹翻，恐怕又是一场混战，此于革命形势也颇为不利。我一定慎重考虑对**关系的处理。但汪兆铭，我是非要他走不可的。”
后来的事实说明，如果不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思想指导，认为国民革命应以国民党为中心，**只能处于协从地位，并以此指导广东方面，从军事、政治、组织各个方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蒋介石执行退让政策，中山舰事件的结果恐怕就不会如蒋介石所愿，而整个国民革命的历史也许就会重写。
**在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采访时，曾经这样谈到“中山舰事件”：
我预感到要出事了，并发现中山舰和宝壁舰向黄埔驶去时，问李之龙是谁的命令？李之龙说是蒋校长的命令。我同时发现蒋介石掌握的第一军各部，几天来，晚上都是“枕戈待旦”。我将这些异常情况报告给了**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要他注意蒋介石的这些动向。陈延年乃**总书记陈独秀之子，他答复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但他没有提高警惕，结果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黎明，指挥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乘着黎明前的黑暗，分头开始了行动。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了海军局，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软禁了周恩来。苏联顾问团住地被监禁，汪精卫住宅以保护为名被包围。‘三·二○事件’发生后，我立即去苏联顾问团住处，正好陈延年也在那里。我向苏联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和陈延年建议，要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措施，不能让他得寸进尺。我们应马上把广州的所有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委员们，秘密集中在肇庆叶挺**团，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和蒋有矛盾，再加上李济深，蒋介石就无力对付了。
当时我只能向他们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央照我的意见去办，虽然激烈地争辩，也无济于事。结果使蒋介石获得了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第二，汪精卫出走，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军事顾问季山嘉回国，苏联表示同意。可是陈独秀还在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著文称赞“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蒋介石看后高兴得眉飞色舞，说陈独秀是个好朋友！（引自《**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西班牙1963年版）
**的这段回忆，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指导思想在“中山舰事件”中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中山舰事件”发生不久，汪精卫被迫离职。蒋介石采纳了张静江的意见，对整个事件采取“冷处理”，尽量缩小事态，排除对自己的不良影响。李之龙及所有被逮捕的**员全部获释，反倒处理了一部分在事件中帮助自己出力的亲信部下，如二十师师长王柏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及新编十七师师长兼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等。
**在回忆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时，还对本文主人公张静江作了如下具体的描述：
“张静江急匆匆从上海赶来广州。此人为‘三二○事件’后的蒋介石站稳脚跟，起了幕后谋士和‘导师’的重要作用。”
关于中山舰事件，至今仍为“千古迷案”。蒋介石后来于1926年4月20日在全体**员退出第一军的“送别宴会”上曾如此说道：
“将来历史上拿我给各同志的信，及我和几个同志时常所说的话，可以证明这回事实。但这要等我死了以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还有很多说不出的痛苦，还是不能任意说明，要请各位原谅……今天我还有不忍说的话，这只有我个人知道。”
蒋介石这番扑朔迷离的话，可以使与会诸人及社会舆论从各种关系及事件所及各个方面去揣摩想象，却不能肯定这一事件必为蒋介石所一手策划，这也是蒋介石所要达到的目的。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这样说道：“至于中山舰事变的内幕情形如何，因不得而知，而蒋氏发动政变，以打击**始，以排挤汪兆铭终，则为不易史实。”
广东的春夏之交，阴雨连绵，气候潮润，呆在室内常有浑身黏湿的感觉，令张静江极为不适，更诱其腿疾时有发作之态。他见广东局势已趋平静，遂思返沪。是时，蒋介石见中山舰事件止于平静，时机成熟，遂醉心于搁置良久的清党计划。他极需要盟兄张静江坐镇广州，助他一臂之力。于是，他又一次来到张静江寓所，恳求道：“汪兆铭已离穗赴法，展堂在海外未归，党内元老，惟二兄可助弟照顾大局。更兼二届二中全会召开在即，尚望二兄体谅为弟处境。”
蒋介石诚挚恳切的态度，使张静江暂时放弃了回沪的打算。尽管身体不适，他还是决定留下来，帮助盟弟主持大局。
蒋介石仍然使用两面手法，一再表示坚持奉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曾在一次会上振振有词地说：“俄国力量，直接间接帮助我们。故要革命成功，须联苏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联合世界革命力量后，中国革命方可成功，总理主义政策方能实现。”就在他口头上高喊联俄、联共的同时，背地里却加紧了对**清理的准备，想方设法要将**的势力从政府、军队中清除出去。
张静江虽然认为蒋介石的这类做法有些操之过急，但蒋介石总是解释为“革命大计”，是“为了国民党的整体利益”。作为党内元老，张静江终于接受了蒋介石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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