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凡根难净
张静江回到杭州以后，身体倍感不适，每日精神恍惚，老病发作时又常常痛苦不堪。♀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朱逸民也同样心痛如煎。有一天，她对张静江道：“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民国前1907年您在香港养病，效果不错，我看再去香港住一段时间吧？”
张静江摇摇头道：“不行啊，逸民。长兴煤矿自归民营后，历年经营不善，已经撑不下去了；安庆电厂、贵阳电厂的接办问题至今尚未办妥；还有成立武汉水电厂、南郑电厂、浙西电厂的问题，许多手续都需要办；6月份，在庐山还有一个全国学术界座谈会——”说着又咳嗽起来。
朱逸民一边给他捶背，一边埋怨道：“您早就没权了，还管这些闲事做啥？”
“怎么能说是闲事！”张静江一边咳，一边激动地说，“虽说我没有了权，可这些事关乎国计民生，早年又都是我一手经办的。断断续续，又加战事频仍，这些事总办不好，我哪能安心走得远？”
“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朱逸民念叨道，“你就是断不了这些凡根！这样子一副身架骨，还操那么多心干吗！”
“凡根难断呀！”张静江叹道，“佛也讲求普度众生！”
逸民拗不过丈夫，只好暂时放弃了去香港的念头。
然而，张静江也隐隐地意识到，自己似乎已到了风烛残年，能够实际干事的时间是不多了。于是，他不顾病体，加紧处理建设委员会的大量善后问题。通过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将长兴煤矿重新收归国家建委管辖主办；南京首都电厂和戚墅堰电厂让购于扬子公司；接办了安庆、贵阳电厂；先后成立了武汉电厂、南郑电厂、湘西电厂、天水电厂及湘江煤矿等厂矿，初步了断了建设委员会的重大事务。
1937年4月，张静江的老友戴季陶因旧疾发作，向蒋介石请了长病假，寻地疗养。他想到了张静江，便兴冲冲地来到了杭州。张静江却反对他在杭州疗养：“杭州来往朋友太多，不宜你养病，还是住到我的老家南浔去吧。”
戴季陶欣然应允。
张静江陪同戴季陶回到南浔，住进了老家的东园。张家属人轮流设宴款待了他们。尽管父老乡亲还是像十年前那般的热情，但张静江的心境却与十年前大相径庭，显得凄楚、悲凉和颓丧。有一天，他和戴季陶对坐西厅，望着天井里绵绵落下的雨丝，顿时感慨万千，轻叹不已。戴季陶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也深有感触地低吟道：“人杰兄，世事多变，今日你我因病聚于此地，不知明日的你我又该往何处？”
“传贤兄，”张静江呷了一口茶，凄凉地道，“明日的我，肯定是要做寓公了，你还在做你的‘特别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明日的你，当然是回南京去了。”
“人杰兄不必如此说，你也还是建委的主任嘛！”戴季陶揶揄道，“只不过你常在杭州办公罢了。”
“我这是虚职，”张静江冷冷地一笑说，“何况，介石早就设了个经济委员会，把我的权限缩小到只能做点自己的小事！我看哪，连建委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了。”言罢，一声长叹。
戴季陶不想附和张静江对蒋介石的态度，便端起茶杯，呼呼地吹着杯中的茶叶，默默地品着茶。
一时间，双方显现出难堪的沉默。
“罢了，不谈这个！”张静江打破了沉默道，“传贤兄，我倒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的‘特别外交委员会’，为什么对日本人那么妥协？”
“我不赞成你用妥协一词！”戴季陶一本正经地反驳道，“对日本，我是量力而行。”
“什么量力而行？日本人的侵略气焰日益嚣张，完全是政府一让再让的结果。你作为特别外交长官，无法推诿这历史责任。”
“人杰兄！”戴季陶猛然提高了声调，“连你也来责怪我，难怪国人有那么多的误解！”
“误解？你倒说说看！”
“还用得着说吗？中国对日本，是弱国对强国——”
“够了！”张静江几乎喊了起来，“还是那一套妥协理论，我不要听！”
两位老友都有点气咻咻，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室内一片寂静，厅外雨声淅沥，光线也是越发地暗了。良久，忽听戴季陶语调沉重地道：“委员长用心良苦，人杰兄你是应该理解的啊！”
“我无法理解！”张静江仍然气愤难平。“外交不只日本吧，还有英国、美国。可现实是，英美并未派兵打中国，而日本人已占领了东北，正在觊觎平津！即使是搞外交平衡，孰轻孰重还用得着我来说吗？”
戴季陶一时无语。他是一贯坚持对日妥协政策的，他当然有自己的一套宏论。但此时他不想同对面的这位老友争下去了。争下去，只有闹得更不愉快，何况，面前这位仁兄除了刚刚在南京被人“张公”、“静老”地恭维了几天外，并无更多显赫之处，今后，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想到这里，戴季陶息事宁人地说：“人杰兄，有关国家外交政策，自有委员长定夺，我也不过是遵命办事而已。♀反正，委员长回宁以后，已正式宣布‘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我看，我们也不必在此为对日政策争论了吧！”
张静江久久地看着戴季陶，在那张久经世故的脸上，似乎再也找不到昔日为国为民赴汤滔火的熟悉身影了！
他，已经完全陌生了。
骤然间，那种万念俱灰的意念又一次袭上张静江的心头。罢了罢了！我说过再也不问政事，又何必斤斤计较于一位老朋友的择世态度呢？
张静江本来打算在老家多呆几天，陪陪这位昔年老友，带他饱览一番南浔风光，对他谈一谈自己的儿时趣事和那些个毕生不会忘记的处所，但他已全然没有了兴致。
次日，张静江便借口在杭州有事要处理，向戴季陶告辞。戴季陶当然是心领神会，也不作挽留。两人从此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三客居香港
1937年6月，张静江根据建设委员会职能与工作日益萎缩的现状，决定停办共出版了77期的《公报》。接着，张静江又抓紧办清了安庆、贵阳、武汉、南郑、湘西等电厂的接办和组建等善后事宜，然后，抱病出席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学术座谈会。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在国内的正式会议，也是他最终要处理的在国内应该处理的公务。
张静江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腿疾发作时双脚几乎不能行走，且每日咳嗽不止，精神委顿到了极点。在夫人朱逸民的一再催促下，他终于同意赴香港养病。不久，他便携眷由上海转道，搭乘海轮前往香港。
张静江病居香港，心里面却牵挂着国内的抗战形势。他给仆人阿根定了个规矩：每天按时将报纸送来，不得有误。
报纸带来的消息还是令人振奋的。7月17日，蒋介石针对卢沟桥事件在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的讲话。张静江读着这篇讲话，兴奋地将朱逸民叫到身边，指着报纸说：“逸民，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介石第一次对日本人这么强硬！”说着，竟有两行老泪从眼角渗出。
朱逸民连忙接过报纸，读罢了高兴地嚷道：“介石真的是月兑胎换骨了！”
蒋介石的讲话态度鲜明：卢沟桥事件会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及日本军队的下一步行动。我们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但有四点最低限度的外交立场：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任之北方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驻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最后，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第二天，当仆人阿根将报纸送来后，张静江又一次兴奋得嚷了起来：“逸民啊，你快来看，他们都表态拥蒋了！”
朱逸民正在院子里摆弄花草，闻声连忙进屋，一边看报，一边听着丈夫在不绝地絮叨：“德邻（李宗仁）、健生（白崇禧）反蒋十余年，今日为了抗日，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党内那些反蒋派系也纷纷通电拥蒋，服从介石指挥，今日之国民党，才真正实现了统一啊！”
“这么说来，”朱逸民迟疑了一下，“反而是日本人帮了大忙？”
“不——”张静江缓缓地摇着头，声调和神情中夹杂着些许兴奋，“你这话说得不对啰，日本人哪能帮咱们的忙呢？古云：‘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嘛，是日本人越来越嚣张的侵略，激起了党内和国人的民族危亡意识和同仇敌忾之心。吾党有今日，必能承负历史重任，救中华于危难！”
然而，日本人并未理睬蒋介石的声明，继续实施他们的侵华计划。8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张静江因此又痛恨蒋介石的无能，气愤而发病，终于住进了医院。
8月14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接蒋介石命令，对日寇发动总攻击，淞沪抗战拉开序幕。这一战持续了整整三个月，国民党军在海上、陆地和空中同日军进行殊死搏斗，以伤亡近三十万人的代价，遏制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1938年元旦过后，建设委员会代秘书秦瑜来到香港拜谒张静江。此时，张静江已出院在家疗养，身体仍比较虚弱。秦瑜对张静江说：“张公，中央的意见，建委拟予撤消，由经济委员会交由资源委员会接管，今特来聆受张公的意见。”
张静江闭目想了想道：“撤吧，他（指蒋介石）要撤就撤！撤了也罢，我已经没有什么留恋的了。”
秦瑜回大陆后不久，建设委员会正式奉命撤消。
这时的抗战形势，已令人非常悲观。日军在江南占领了上海、南京，在北方则攻占了东北及华北大部，国民政府早在去年11月20日就已宣布迁都重庆，作长期抗战之准备。
1938年3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张静江接到通知时，仍在病中。通知告知会上将讨论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问题。张静江躺在病榻上，犹豫着。这时，朱逸民端了一碗药汁过来，服侍他喝下后，问道：“武昌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张静江闭着双眼，没有吭声。朱逸民又问了一次，张静江微微睁开双目道：“党务和施政，让他们去搞吧，我实在是没有这个精力了。”
“你是打算彻底放弃了，对吧？”朱逸民说道，“与其这样，不如索性到瑞士养病去吧。”
张静江没有直接回答朱逸民的话，喃喃地说道：“介石已经统一了全党，他是要用一个形式将自己的统治地位固定下来。多少年来，他使尽了手段，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我并无多想，只要他能全心全意领导国人抗战，则民族幸甚，人民幸甚！”
张静江以病体不支为由，未去出席武昌的代表大会。4月1日，大会结束，确定了国民党实行总裁制，由蒋介石担任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张静江仍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该年8月，张静江一家和他的侄子张叔训夫妇由香港搭乘轮船赴瑞士日内瓦，继而转赴巴黎，寓居美国纽约治病。离开香港启程的前一天，张静江伤感地对他的账房先生李力经说：“此一去恐怕尸骨难归了！”
李力经问他，要不要电告蒋介石，他一下子变了脸，生气地说：“我去哪里是我的自由，用不着通知他！”第二天上了船后，前来送行的弟弟张澹如又问他：“二哥此去有无电报给蒋介石？”张静江本来半躺在沙发上，听此话忽自沙发上坐直，非常愤怒地说：“我为什么要通知他？我又不吃他的饭！他管不着！”
张静江这样发怒地对人讲话，生平是极少有的。可见这对当初的哥们，已经无法对话了。
张静江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态度，但他在任何时候都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绝不趋炎附势。二十年代末，李济深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时有摩擦，蒋介石便邀他前去南京面谈。李济深深恐有诈，到上海后先去找张静江，问他该怎么办。张认为蒋介石是欺软怕硬的，若胆怯不去，以后更难出头，还是应当去，于是邀了吴稚晖当李济深的“保镖”，同去南京会蒋。当时，张静江说：“要杀头一起杀，谅他也不敢！”
三人到了南京后，蒋介石果然不敢造次，但李济深还是被蒋介石设法软禁在了南京附近的汤山招待所内。为了防备蒋介石对李的迫害，张静江索性日夜与李同居一室，片刻不离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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