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苏轼父子都曾来过阆中。♀不是所有站都是第一言情首发，搜索+你就知道了。北宋画家文同由彭县去汉中经阆中，为开元寺竹轩动情而流连忘返，并与开元寺僧泽师有交游。在《寄题阆州开元寺泽师竹轩》的题画诗中，文同写竹已经出神人化：“香飞常人佛座上，叶落不到经窗前0”汉唐时期，阆中还是我国古代的民间天文研究中心，这也实在是奇特的，为什么阆中人如此喜欢夜观星象，并出现了落下闳这样的人物？他参与创制的《太初历》对世界天文史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在落下闳的影响下，后来又有任文孙、任文公父子，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从事天文气象观察。到唐代，袁天罡、李淳风先后定居阆中，专事天文、风水研究，天宫院、天罡街、淳风街至今犹存。
这是一种神秘的召唤与延续，真正的召唤之力来自天上和历史。
锦屏山上为纪念落下闳建造的观星楼高24米共三层，每层四廓，层层环绕。前是江流后依翠屏，仰可观天俯能看水，接云而立古朴凝重。
《史记》、《汉书》记载说，西汉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司马迁鉴于秦历过时历法混乱影响农事而建议汉武帝改历。汉武帝下诏求贤，落下闳经人推荐从阆中来到京都长安，与邓平等20多位天文学家研制新历，落下闳主要担任“运算转历”部分的工作，落下闳、邓平等提出八十一分历法，被汉武帝采纳颁用，这就是《太初历》。《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统一且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法，它在战国时出现的《四分历》的基础上，还规定：冬至所在月固定为11月，正月为首月。在历算上，落下闳运用的近似连分数原理的计算方法，比西欧连分数理论的出现早1600多年，李约瑟称落下闳是世界天文学领域中的“灿烂的星座”。
落下闳还是“浑仪”的最早的制造者。
“浑”指圆球，“浑仪”又称“浑天仪”，是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的仪器，有可窥测之管，为实际观察用。对于天文及天体，落下闳的认识继惠施“南方无穷而有穷”之后，已经有了圆穹浑天的推想，是当时崭新的宇宙结构学说，并由后继者张衡作了如下的形象阐述：“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之包地，犹壳之包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2000多年前的落下闳预见到了《太初历》的不足，他说：
日后八百岁，此历差一日，当由圣人定之。
哪里是落下闳的观星处？
哪里不是落下闳的观星处？
那些自觉地意识到被星光照耀是何等幸运的人，便更能接近天宇，如今他的灵魂也在星光月色的闪烁之间，在阆水上跳跃，遥远年代的烛照仍是我们今天的光明。
落下闳之后，阆中又有奇人出现，任文孙、任文公父子测气象，报天文，预见风雨、旱涝，阆中农人无不视之为神仙。到三国，又有周舒、周群、周巨祖孙三代建造了一个观察天象的高台，无论寒暑，细心观察，是任氏父子之后又一天文世家。相比之下，诸葛亮的“掐算阴阳”不过尔尔了。当时阆中的云台山、蟠龙山、文成山都是人们观察星象之地，观星望月一时成为阆中风气。
当代科学界有所谓“李约瑟之谜”，其实阆中才是真正的谜，阆中之谜美丽得教人困惑，闽中之谜中山水灵智互为浸润交织。约略言之，也只能这样说：阆中人在历史上更接近精神和星空。
阆中之谜，何以为解？
从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废除科举，1300多年间，四川共出19个状元，阆中就占了4个，即唐代的尹枢、尹极；宋代的陈尧叟、陈売咨。更让人惊讶莫名的是这两对状元均为兄弟，各出一家。而文武进士有94个，举人数百，如苏东坡所言：阆苑千葩映玉宸。此外，三国大将马忠，谋士程畿，南宋抗金名将张宪，明花木兰式女英雄韩娥等均出生于阆中。当代的还有红军时期的9位将军，书画家赵蕴玉，数学家张鼎铭，皮影大师王文坤等，均为阆中人。
阆中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古典名胜比比皆是，有始建于唐重修于元的永安寺建筑群，五龙庙、佛都观音寺建筑群，张飞庙，佛身衣纹为凸纹的唐释迦牟尼石窟及唐宋碑刻，有始建于唐重建于明的过街市楼华光楼，张宪祠，杜工部祠，魁星楼，清代考棚等数百处。其古城格局，旧街老巷，数十栋、数百栋连片成群的明清两代遗留下的保存完好的民居之外，现存有两处元代建筑，四处明代建筑，十二处清朝的殿堂楼角。阆中市内90条街巷的1/5仍为唐宋年代的风貌格局。
唐街宋巷，瓦屋长檐，那长檐如此之长，是其时阆中风也多雨也多吗？瓦屋不高，缓缓地从屋脊倾斜，把长檐伸出，那滴水之声从青石板路上便“滴滴答答”地传开去了……
从唐时小街走进宋时古院，那是由唐及宋吗？从宋时古院踏上唐时小街，那是由宋及唐吗？
时间仿佛在一个同属古代的空间凝固了。
“嘉陵江有三百里，阆中名苑十二楼”，华光楼是第一楼。
登斯楼也，江上清风徐来，周遭山色如黛，把酒临风心旌摇荡自不必说，或者风尘未洗匆匆登临，只需放眼望去便也一样神驰情醉。山也水也城也家园也，相依相靠相贯相融相衬相托，尽得天然，又有匠心雕琢。古城区中，寺庙牌楼，酒肆茶馆，各得其所；而那些四合院建筑又在古朴庄严中，吐露出教人回想的汉唐气魄。街巷纵横，有以草木命名的：白果树街、古莲池巷、谢家槐树大院；有以名人、事件命名的：迎恩街、状元街、三陈街；有以风水命名的：管星街、笔向街；有以作坊命名的：机坊街、醋坊街，等等，不一而足。如尝白果，如见莲子，如闻槐香，如此这般的阆中啊！下得华光楼，踏进古庭院，不能不扪心自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古建筑和时下大都市中的现代化建筑？
到底在哪里、什么时候，人类曾经有过诗意的居住？
阆中古庭院的对称、秀丽、清新，以及规整紧凑的素朴、厚重，使人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测：由于阆中所处的水陆码头的地理位置，长江里不仅漂动着货物也漂动着文化，当具有楚文化特色的两湖会馆、富有江南园林气息的浙江会馆等相继落成，一方面它们便成了阆中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默默无言的比较中，巴蜀与中原与南北的文化交流也已经开始。♀但，为阆中的山水环境所制约，面对唐宋旧城的敬畏，所有这些后来的建筑即便纯属商业行为，却也不敢有丝毫财大气粗的样子。相反，它们先是小心翼翼地以阆中本地建筑为榜样，同时又掺入若干自己的特色。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是：不能高过古牌楼，不能和庙宇争风水，和谐相融，和睦相邻。
当一道院门打开，你会有望之无尽的感觉，大院套小院，院中必栽树，天井连天井，井上是蓝天。你会想到风雨霜雪的不期而至，花朵的开放与凋残，一个个天井连接着天和地，风声雨声就在窗前檐下，一年四季在这里变幻着色调，天并里充足的阳光首先让孩子可以嬉戏，主妇可以晾晒衣服，夏日的傍晚这里有风，可以置一张小桌吃饭、饮茶，当夜色深沉时孩子们还可以数天上的星星。头道天井与二道天井一般呈“多”字形，取多子多福之意。正房和街门不在同一中轴线上，这一点实属罕见，阆中的风水先生却自有解释：“老子说不敢居天下先，阆中人不敢居天下中。”也许这是阆中的恢宏大度、谦虚谨慎。还有亭台楼阁与假山浮雕，点缀空间的花台、花园与古树名木，几枝青竹摇晃出的一窗疏影，则颇有江南风味了。
贝聿铭谈中国建筑传统时说过一句很精辟的话：“在中国，窗子是一幅画。
阆中庭院及其他古建筑以玲珑剔透、变化多端的雕刻装饰，自高而下，从屋顶、屋檐而门而窗，使人目不暇接。今之工匠为它的工艺及千种之多的图案叹服，而对我来说为之惊心动魄的却是建造者的想像力。房屋上的吊檐、檐头、门窗、门楣，大多施以质朴、吉祥、精细的雕刻图案，点缀于构件的某个部分，在平面与立体之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而那些缕空窗花，则通过精心的雕刻，缕而空之却又不着痕迹，使庭院变得敞亮、透光，这一切又都是在美的展示中完成的。
阆中古民居的窗花雕饰多种多样，达100种以上，千变万化而只是在每一个窗户的框架内完成，自由与限制、创造和分寸的把握，巳经到了运筹自如的地步。以格扇门窗为例，上抹板、隔眼、腰华板、挡水板、下抹板的各个细部都作了雕刻，也就是说雕刻每一个细节，不厌其烦，但求其精。而雕饰形象又决不千篇一律，有自然景观的花卉草木，珍禽异兽，有市井生活的琴棋书画，福禄寿喜……在这样的古庭院要轻轻步入，探究外观，还要登堂人室，静坐片刻。感觉小小的风从窗花的一个个镂空中飘溢，透过门窗映人眼帘的芭蕉大叶、青藤缠树，屋檐下小雀飞鸣，翅膀从天井里掠过……
到1991年为止，中国62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有几个如阆中这样保存得这般完好的？
1987年，全国名城工作会议在阆中举行。几十位专家、教授指出，现在一些知名度颇高的城市，一片片、一座座稀世珍奇的古建筑、古民居、古街道，被一幢幢耸入云霄的钢筋水泥大楼所取代，这是文明进步还是数典忘祖？在这样的名城中，北京是最典型的，继50年代、60年代拆毁古城门古城墙之后，90年代作为古都北京的另一种标志一四合院——也被纷纷推倒，代之以比肩而立的高楼大厦。
当传统的建筑被毁弃，文明的断裂如残砖碎瓦，物质财富与权钱交易高高地耸峙着。
历史的碎片退隐了。
但，历史不会消失。
历史正在审视现实，关于文化与文明的反思正在酝酿之中，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一天终将会到来。
走出蒲家古院时，阆中下起了1996年第一场秋雨。
秋雨从天井里飘下，庭院里有风声雨声，落在古城石板街上的雨点渐渐变得粗大，溅起水花，青石板在一阵又一阵的雨水冲刷之后，顿时发出亮光，朦朦胧胧地连接着、显现着历史的街巷，并且延伸到呈“丁”字型走向的两条主街组成的新城区，那里，霓虹灯闪烁在雨帘中，舞厅里传出来的是美国乡村民谣。
赶到东园时，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雨中，阓山阆城都已经是湿漉漉的了。载雨而去的嘉陵江涛声鼓荡，在东园之南浩浩东流。
东园沉浸在风雨中，但这风雨是柔和的，如果说风是宽阔的手在宽阔地抚模的话，雨便是细密的浸润了。
在阆中，正是这样的抚模与浸润，使历史和现实互相贴近、紧密连结了。
阆中的智慧使传统与现代之间没有出现鸿沟，而这样的鸿沟一旦形成便都是人为的。
倘若鸿沟是既成事实，风雨之下谁能保证没有惊涛骇浪呢？
东园，又称“锦屏书院”，更早时，杜甫来游是“寒花隐乱草，宿鸟鸣深枝”的去处，宋治平初年太守宋寿昌筑园于牙城之东名曰东园，园中有三角、四照之亭，清风、明月之台，更有翠竹亭立，一派俊逸气象，文可有《东园十咏》’其中“水似珠铛人，池如玉磬开。临流惟自适，鱼鸟莫相猜”等句一时流传，大有相忘于东园之1！东园成为学校，大约是230多年前的事了。明嘉靖年间，太守张思聪在锦屏山创建锦屏书院，清乾隆二十六年知府庄学和将锦屏书院迁往东园，清末更名为公共学堂。抗战时期国立四中迁人，1946年为省立阆中中学，1950年为川北区阆中中学，60年代更名为东风中学。东园除了1932年被川军占据过外，始终是读书人可以读书的清静之地。
阆中的朋友告诉我，这所阆中古老的学府自成为中学堂以来，走出了旧制毕业的中学生1600多人，1949年后从东园走向全国高等学府的就有1000多人。
要让孩子们读书，把风水宝地还给学校。有多少莘莘学子，便有多少栋梁之材。
信步走在这深秋的东园雨夜，风也不止，雨也不歇，我只能感觉，感觉着陌生而又亲近的春华秋实。
传我还在寻访一支歌：“锦屏苍苍，树拂星光；嘉陵泱一堆火，两堆火，三堆火……语言诞生了。
港口出现了。
重庆是嘉陵江漂来的。
啊！长江，我们的荣耀是你赐与的沙江与岷江汇流而称为长江后，接纳的第一条支流便是四川宜宾地区的南广河，洪县城南麻塘坝是南广河的上游，这里并没有险峻人云攀日望月的高山，却有着诸多突兀睁嵘的悬崖峭壁，壁上悬棺错列，森然之气扑面而来。
这些棺材被称为“焚人悬棺”。
“焚人”是我国古代生活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带的一个少数民族，《吕氏春秋》记载说，春秋时有焚侯国，有秦一代修筑了通往西南地区的五尺道，汉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开凿山道2000里。獎人是靠着封闭自立为国的，一旦把路修到了家门口，便只有亡国了。焚人之地设“道”级政府，南朝梁时改为焚道县。中国古人类学家认为，秦汉时的焚人就是魏晋南北朝的濮人，也就是唐宋时的僚人。也有论者认为，今之傣族、白族很可能是焚人之后。
查《四川通志》，有记载说：珙县南有棺木山，“昔为焚蛮所居，尝于崖端凿石拯钉，置棺其上，意为吉”。四川省博物馆于1974年在麻塘坝清理了10具悬棺，发现两件分别是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器，色泽依然鲜艳。由此推算，其中有的棺木巳经高悬山壁足有400年了。麻塘坝邻近的兴文县苏麻湾的危崖高壁上，也是悬棺稳坐。另外长江沿岸黔江市东南官渡峡、奉节东边的风箱峡也都有悬棺。
作为风景的棺木，只要置于山水间便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了。
悬棺用质地坚硬的整木砍凿而成，一般为船形或长方形，其悬挂状态有三种：在峭壁上打进粗壮的木桩，然后放置棺材；把棺材整个儿安放在天然山洞里；将棺材的一半插人山洞一半悬置洞外。悬棺中离地最高的达百米以上。
这些悬空绝壁的灵魂，是为了更好地凌虚而去呢，还是意味着拾级之路尚无尽头？
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是：400年前的人们是怎样搬运这些棺材的？当地群众每每谈及悬棺便有一种神秘的气氛，老人称之为“神仙柜”，并把悬棺所在处的山岩名之“神仙岩”。一般的猜测是先在崖壁上打洞、铺设栈道，葬毕即将栈道撤去。还有人认为用的是吊装法，以一种现在还不知其详的原始机械，把棺材吊至山壁，再行置放，到底如何却也莫衷一是。不过1973年9月的两个盗棺贼，给了人们以启发。这是两个在武夷山盗取悬棺的胆大心细的贼，先以粗铁丝制成软梯，上端固定于岩石上一棵大树的根部，一人把风，一人顺梯而下，顺梯而下者还会运气，以荡秋千之法荡进埋置悬棺的“仙人洞”中，然后锯棺三截，开棺取宝而归。焚人如用此法先缒下几个工匠，打洞设桩架一段栈道，然后将棺材安置，似乎较为合理。
看来灵魂也是有个性的，有的入土为安，有的悬而挂之。凡此种种大约均与不同族群在彼时彼地所处的地位及文化习俗有关。中原地广以种植为业，视土地为神圣，死后也得入土。焚人身处高山峡谷很少有地，居山望水是开始也是归宿。
萸人的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其折射的观念意识便有了更多的山水气息，他们活着就是跋山涉水，别人看来可怕的峭壁悬崖对熒人而言却是温柔可爱的，那里长着药草，结有野果。人类学家很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攀岩爬壁、凿石铺道，对焚人来说也许并不困难，这是他们的传统。一旦某一种习俗成为一个族群的传统之后，就有了传统的观念、力量和技术，悬棺之葬也就是平常之举了。
真正遗憾的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焚人死亡的仪式和祭祀，所有的记录都丢失了，这个从来没有侵犯伤害过他族的小小族群，只是以悬棺默默地保留着自己的形象，使山水之间的依恋从生延续到死。悬棺多有作船形的，这漂泊的形状很容易教人想起漂泊的形态，可以推断这是一些与长江之水极其亲近的灵魂，也可以说这是未亡之人的心态独白：他们随时准备浮槎于海。
据当地传说，明朝万历初年，赞人不堪忍受朝廷的残酷统治与苛捐杂税，曾起义抗明，据山临水设十个营垒与明朝派来镇压的军队对抗。以历史的眼光看，当时明军已相当现代化了，而焚人手中不过是木棍石块而已。相持数月，胜败立判，明朝军队的是次大获全胜其实并不光彩，而对奭人而言却是一个黑暗的无底洞：从此作为一个民族的樊人再也找不到了。悬棺之葬也不再存在于中国大陆。
一个小小的民族就这样消失了，在消失之前，他们进行了很可能是这个民族历史上惟——次武装反抗。
这是一个同样踏着长江的涛声走来，由大江流水哺育的民族。“天地不仁”，长江也只能熟视无睹，华夏民族作为诸多民族的集合体，在不断的攻城夺地的战争中，有多少弱小者巳不复存在。
文明和发展，历来是以灭绝为手段的。
可是，焚人，他们的悬棺，他们在流水波涛之上与山岩为一体的死亡风景线，却是永存的啊！长江不会停滞下来告诉我们奭人往事，在它流经酒香飘溢的“泸州大曲”的产地泸州市后，波涛前方便是影影绰缚的山城重庆了。
长江进入三峡以前在四川盆地的流动，已经多少有点区别于金沙江的袭夺穿凿、怒涛拍天了。从遥远而高峻重叠的中国地形最高一级阶梯奔突、穿凿、迂回而下，落差之大、峡谷之险俱往矣。纳百川，汇细流，浩然之势既成，王者气概初露，在四川盆地的奔腾不息，已是雍容大度、成竹在胸了。
四川盆地的周围环绕着海拔1000米至3000米的高山和高原，盆地底部则是绵延起伏的丘陵、低山、小块平原的混杂与镶嵌。远古年代一系列地质运动中演变而成的这个盆地，既是长江上游及中游之水的集散地，又是人类可以得天独厚地建立家园繁衍生息的所在。它有那么多的水，它离长江太近了，那是可以世世代代滋润田园的生命之水，因而，巴蜀源流产生出来如此之多的神话、传说以及文化遗存，便不足为奇了。人们很难言说盆地边缘各支流的神奇的流动，有的从容，有的急迫，有的浑浊，有的清澈，后来都向着盆地底部汇聚。众多的支流使长江水量猛然增加两倍多，于是才有“众水会涪万”之说。
长江之水的巨大的集结，那波涛汹涌中必然要发生新的故事，这故事是大地与生命的创造，是刚柔之间的交响。
因此，我们先要赞美支流。
支流是大地之上的旁逸斜出。
支流是散漫的，如果它与主流没有距离，那就不成其为支流。支流的定义应该是：它与主流并非同出一源，它有自己的流程及流向，无论偶然还是必然，它将和主流汇合。没有支流的长江是短江。
长江集支流之大成者。
我曾在长江支流的众多汇人口遥想当年，虽说这样的汇入肯定是涛涌风生的，终究也不过就是汇入江流而已，一种全身心的倾注与投人，诸水之间天性的相融相通，壮大之后的遥遥历程。
会有渡口和集市出现，会有最初的葫芦舟、独木船。在铁路、公路出现之前，四川盆地的交通往来主要依靠水上舟楫，两江合流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对于人类而言便是毫无疑义的了。不过最初的相遇大约都是偶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水的流向始终便是人的走向，沿着各支流之水的迷茫的人群走到汇流之处时，他们见面了。即便是同一支流还有两岸之分，在一根漂木的启示下，有了泅渡有了独木舟。可以互相往来的时候，人们一定很高兴，因为孤独感自从人类出现之始便伴随着人类。
独木舟来往之地便是渡口。
人们聚集一起晒太阳聊大天偶尔也以物易物的地方便是集市。
所谓“渡口”与“集市”这些名称，是后来人命名的，最初的实践者从来就不是命名者。那时候没有理论，甚至少有理性，但不能据此说当时之人便是愚不可及的。不，先民身上的天性极其敏锐而发达，本能即生存之能的力量，驱使他们走过了流浪、迁徙的世代相传的日子。现在他们要稍作停留，这里有更多的人，男人和女人，有吃不完的鱼鲜可以交换别的食物，水生的草类中很容易找到野生的谷子。鱼香、肉香与谷香是不一样的。火，早已经出现了，用火的方式还是一群群人燃起一堆堆火，把食物烤熟，也用来取暖，为暗夜增加一点亮光。
一堆火、两堆火、三堆火，火连着火的时候，便是人呼应着人了。比起孤零零的一堆火，要壮观、热闹得多。甚至还会互相叫唤，那只是发出一种声音，为了让对方听见，看谁的声音更洪亮。
更多的时候是沉寂，仰望星空，沐浴在神秘中，期待天明。
一个又一个夜晚过去了，一堆又一堆篝火点燃了又熄灭了，熄灭了又点燃了。
语言诞生了。
港口出现了。
那些位于长江支流汇合口的家园地下，如果有思者在冥想中掘进，沿着根的踪迹曲折盘绕，就会发现：那太古的废墟仍然是温热的，温热着我们今天的某种思想和文字，托举着现代人的全部荣耀，使之成为长江沿岸明珠一般璀燦的城市群落，和郊外的乡村田野。
它们是：雅砻江口的渡口，岷江口的宜宾，沱江口的泸州，赤水河口的合江，嘉陵江口的重庆，乌江口的涪陵等等。
我们的先民最早为了生存和排遣孤独而聚居的江河汇流之处，在催生了文化、发明了船只、沟通了航运、拉断了无数根纤绳、颤抖着无数的川江号子之后，便从简单的渡口成为港口，进而成为城市，成为地域经济和政治中心，象征着繁华与权力。同时还体现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特色：以江河为依托，以沿着水草跋涉的人类最初的脚印为奠基。这是一些并不以帝王将相为自豪的城市，它们更接近自然，更向往自由，更能陶冶性情，对商品及其流通也有着更早、更为丰富的认识。
当古城的面目还没有被今天现代化的色彩全部涂抹之前，只要你在大街小巷里慢慢地走、慢慢地看、慢慢地听，在那些看似凝固的土木建筑上，你都能看见水的波动和颜色，你都能听见水的涨落与涛声。
这些城市的某个角落像一幅山水画。
雨水落在青石板路上溅起的水花，是永远的韵味。
重庆是嘉陵江漂来的。
上古时代，重庆是巴国的首府。相传嘉陵江水系形如“巴”字，所以这里称巴，巴地之人便为巴人。不过此说也有牵强附会处，上古时代的上下限不确，其时有文字了吗？很可能没有，也就是说嘉陵江虽有“巴”形，而人世间尚无“巴”字。此一时期，游徙的巴人其范围广至汉水中游到长江中游地域，先后建立过几个巴政权，如廪君蛮之巴、汉水中游之巴、枳巴等；最具有活力的则是以重庆为中心的江州之巴。又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东汉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谓：“巴，虫也，或曰食象蛇。”很有可能“巴”最初是虫名、蛇名，后来又成为地名，“巴”或“蛇”的文字的发明，或者受了巴蛇形态既曲而弓的影响也说不定，而“巴蛇吞象”的典故源出巴地，则是毋庸置疑的了，屈原在《天问》中问：“巴蛇吞象，厥大如何？”巴国之年，嘉陵江流域所多的是热带、亚热带大森林，物种多样，尤以爬虫为最，大大小小比比皆是，其中最大最凶者，很有可能曾经与大象有过生死之战，是有食象蛇之说。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的东南部，向有山城、雾都之称，城区坐落在长江与嘉陵江之间狭长的半岛型丘陵间。群山怀抱之中，三面倚江而立，市内岗峦重叠，房屋错落起伏，街道曲折迂回。仰望是屋，俯看是街，涛声拍击，不知是在天上地上还是江上。夏季炎热，秋季多雾，全年平均日气温超过摄氏30度的约为90天，超过35度的34天，极端最高气温达至43度。重庆与武汉、南京并称为长江沿岸的三大火炉。到深秋之后，暑气消退雾气又来，冬日中每5天就有4天是雾日或阴天。每年平均有雾之日为93天半，最高纪录为一年365天中有205天雾日。茫茫浓雾笼罩一切，终日不散，连续几天不见太阳。但山城百姓依然唱歌、饮酒、吃麻辣火锅。
巴人始祖一定吃够了嘉陵江水淹潮没的苦头，却又无论如何离不开这风水宝地，便把住所搬到了山间丘陵中。总是一定的环境制约着、影响着一定的生活方式，巴人便是在顺服与适应环境的漫长岁月中，垒砌了重庆这长江上游的最大之城，也创造了从房屋建筑到饮食习俗的自己的文化。
“会川蜀之众水”——重庆也是众水之城。
“控瞿塘之上游”——重庆还是上游之城。
传说中治水的大禹似乎总是穿梭于巴蜀之间，娶涂山氏为妻，涂山也在重庆，南山公园内的石壁至今仍刻有醒目的意在提醒后人的两个大字：涂山。巴蜀水多，水患时有发生，大禹经常出差在外，涂山氏独守空房便在江边巨石上呼喊“禹兮归来”，重庆朝天门外那块巨石便名望夫石，也叫呼归石。很可能因巴蜀语音的讹变，现在被称作“乌龟石”了。
长江是中华大地上最伟大的凿通者，处于四川盆地的巴蜀先人既因着长江而有了与中原的水上沟通之便，也得到了石可穿凿、岭能辟道的启示。
最晚在殷代，巴蜀先民便在盆地北边开辟了险峻的但总是人能来往、物可流通的秦蜀小道了。
有一条小道就会积淀并沟通文化，荒野依旧是荒野，但人间会出现新气象。
考古发现证明，成都出土的龟甲、兽骨制品与中原出土的占卜器完全相同；广汉出土的玉璧、玉圭、玉璋、玉琼与中原玉器如出一人之手。到春秋战国，联系更为密切，影响也日趋深远。带有“巴蜀图语”的典型的巴蜀铜器铜矛、虎钮！享曾在汉中出土，涪陵出土的14枚错金编钟与错银钟架，均与中原同类器物相似。山水相隔，文化传播，器物先行。这里所说的器物可以追溯到人之初的一根木棍、一块石片；然后才是语言，至于文字更在后来了，当文化可以传播的时候，道路的艰难巳经只是诗人的怀古咏叹，很少有人因路而问道了。
可是，我们怎么能小视所有的、从古到今的道路呢？尤其是科技昌明的今天，更应让孩子们知道：真正的路是凿出来的，走出来的。
已经荒芜的道路，才是真正伟大的道路。
战国时，从四川往中原巳经有了千百年间才凿通、开辟的多条通道。从四川盆地向北穿越米仓山、大巴山一线到汉中盆地的有三条通道：米仓道、金牛道（又称石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