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翼明显感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特么对于+我只有一句话，更新速度领先其他站n倍，广告少
有一天，杨小翼收到一张请柬，让她去中国美术馆看画展，画展有个古怪的名字叫《新神》。开始她并没打算去看，后来她接到夏津博的电话，才知道是他组织策划的，她只好去捧场了。夏津博在电话里神秘地告诉杨小翼，这个画展他会有惊人之举，杨小翼一笑了之。
那天，杨小翼是带天安一起去看的。到了美术馆，她吓了一跳，竟然人山人海。不过，她马上想明白了，在这个时代，人们之所以像发了疯一样追随文学艺术，是因为多年的教条把人性禁锢得太久了。生活中这种禁锢虽依旧存在，但艺术开始悄悄溶化人性的冰坚，呈现出迷人的自由的可能，文学和艺术因其暧昧不明而具有更多拓展思想边界的能量，于是成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
北原、舒畅和卢秀真等人也来了。卢秀真挽着舒畅的胳膊，北原一副熟视无睹的样子。北原见到杨小翼，像大哥那样关心督促她赶紧做出一些成绩来。“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他强调。她告诉他，她想搞一些当代史的研究，但不是那种宏大叙事，而是民间的、个人生活史的研究。北原说，历史毫无意义，在这个时代，只有文学艺术才能直指人心，和人性的需要息息共鸣。北原说的或许有理，但杨小翼认为那是他专业的傲慢在作祟。
这天，杨小翼一直没有见到夏津博，不过，她在展览的出口处看到了夏津博的一个装置艺术，是一枚巨大的五分钱硬币，面向观众的是**城楼那一面。作品的名字叫《我们的方式》。杨小翼不知其意，不知是赞美金钱还是批评金钱，如果是这样的意思，她认为夏津博的装置艺术是平庸的，她实在看不出夏津博在这件作品里有什么惊人之处。♀
就在杨小翼和北原闲聊的时候，美术馆安静的大厅里发出一声巨响。杨小翼开始不知道是什么声音，以为是美术馆的什么位置塌陷了。她看到人群向那边挤去，有人在说，是枪声，有人开枪了。听说是枪声，杨小翼顿时觉得整个美术馆有了诡异之气，好像某个恐怖事件正在发生。
天安正在向她奔来。天安一般在别人紧张的时候表现出惊人的镇静。他说，枪是夏津博叔叔开的，他亲眼看见的，夏津博叔叔已被两个冲进来的警察带走了。杨小翼拉着天安朝枪击现场挤过去，好不容易才站在夏津博的装置前，装置前的玻璃被击碎了，那枚巨大硬币的中间已被子弹击裂。她终于明白夏津博所谓的惊人之举是什么意思了。这时，保安进入美术馆，开始清场。人们脸上挂着某种兴奋和惊恐交织的表情，沉默退场。
几天以后，杨小翼听说夏津博从派出所放了出来，夏中杰伯伯随即送他出了国。夏津博出国后没有再从事艺术活动。五年后，杨小翼曾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他子承父业在欧洲做了外交官。
这一枪把杨小翼的心思打动了。在她看来，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发令枪。这意味着，无论是艺术还是思想，都可以有比较自由的表达方式。她感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黄金年代来临了，她应该做一些值得去做的事情了。
基于自己的身世，她最感兴趣也最关注的领域是研究革命者的遗孤及其私生子问题。她想走访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革命所及的各个地区，搜集相关资料，实地采访战争孤儿及私生子的生存状况。杨小翼一直没成行是因为天安的存在，她走了，天安没人照顾。天安正处在发育的反叛阶段，她怕不在家时，天安又闯出什么大祸来。
开始的时候杨小翼想把天安托付给卢秀真，但考虑到卢秀真生活混乱，实在不怎么靠谱，把天安带坏了就麻烦了。
杨小翼去学校找应老师，谈了自己想出去采访的事。应老师马上领会了她的来意，非常爽快地答应说，天安放我这儿吧，我会照顾他的，你去吧，没事的。杨小翼还是犹豫，说，天安这孩子不好管。应老师说，你放心吧，要是天安有事儿，我会随时和你联系。
杨小翼终于得以成行。她先到福建，然后进入江西，打算沿红军长征路线行走，最后的目的地是延安。
在这次采访中，杨小翼接触了成百上千个革命者的遗孤及私生子，数量多得令人吃惊。在孤儿及私生子的分类分析中，她发现革命者遗孤的处境比私生子要好得多。革命者的遗孤基本上有着极好的照顾及培养，而那些私生子，因为伦理的原因和某种革命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要求，而被抛弃在外，流落民间，其血统成为一个问题，其教育往往不得继续。在她走访的湖南省，有一位自称是中央某高层的私生女，竟然目不识丁，至今还在乡下种田。
她开始思考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她发现在革命意识形态的框架下，革命者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原罪，这个原罪就是“私利”。“私利”和**理想是冲突的，要靠近**这个理想，必须把这私心祛除，于是革命的生涯转换成了把自己身上的原罪彻底祛除的过程。当“公”成为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时，在革命队伍的内部，革命者的身体属于组织，思想属于组织，个人的所有一切都属于组织，私是不能公之于众的罪，这种罪甚至涉及到亲情和家庭之中。杨小翼在一份材料上看到关于郭沫若的故事，当时他的儿子正遭受造反派的围攻，身陷囹圄。那年的国庆招待会，郭沫若也参加了，他有机会和周恩来说话。他想好了要和周恩来说这个事，希望总理能救救他的儿子。可是，在整个酒会期间，郭开不了口。宴会结束，郭只好满怀沮丧和懊悔回家。在革命的思维中，凡涉及家庭，都属于私的范畴，是不合法的，难以启齿的。
杨小翼一边思考，一边进行着调查。沿途的风光很好，满眼都是绿水青山，是典型的中国乡村的风貌。八十年代初期，工业化还未到来，乡村的自然环境得以很好的保护，只是乡村还非常贫困，有些村庄甚至没有一间砖瓦房。杨小翼的历史专业告诉她，中国的乡村世代如此，几千年来鲜有发展。
很多时候，杨小翼跋涉在这山水间，内心有一种沉甸甸的丰收的感觉。她感到此次调查不但对自己是件有意义的事，而且对整个社会也会有启示意义。那段日子，她对自己的专业有了狂热的珍爱，认为自己选择了一项高尚的对整个社会有益的事业。
杨小翼在贵州遵义的一个招待所住下时，给应老师打了个电话，她得确认天安一切都好。那时候通信非常不方便，她打了好几次才得以接通。应老师焦急地说：
“你在哪里？我已联系你好几天了？”
杨小翼心头一沉，意识到天安一定出事了。她问：
“怎么啦？天安没事吧？”
“你在哪里？你快回来吧。”
“你告诉我出什么事了。”
应老师在电话那头迟疑不决，但在杨小翼的催促下，她还是说了出来。
“天安被公安抓了，因为他在外面宣称自己是尹泽桂将军的外孙。公安认为他这是招摇撞骗。”
当晚杨小翼跳上火车，返回北京。
回到北京已是第三天的晚上，应老师在火车站等着她。应老师一见到她，就叫她不要着急，天安没事了，天安被将军接走了，现在在将军那儿。
“尹将军大概听说了此事，有一天来到派出所，那些民警见到将军都吓坏了，他们可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近过大人物。将军让民警带到关天安的地方，他目光炯炯地打量了天安一会儿，然后就把天安带走了。将军对民警说，这事儿他会亲自处理。”
应老师像是在说一桩传奇，话说得略有些夸张。
杨小翼松了一口气，奇怪的是她没有吃惊，好像她早已料到将军会做出这种事。
看得出来应老师对这件事充满了好奇，她问：“天安真的是将军的外孙？派出所的人都说他们爷孙俩非常相像。”
杨小翼想，既然这样了，实话实说吧。她说：
“应该是。”
“这么说，你是将军的女儿？”
杨小翼笑而不答。
“啊呀，真是没想到，你竟然是将军的女儿，金枝玉叶啊！”
杨小翼没再接她的话茬儿，这话题挺无聊的，她的心思在天安那儿。她严肃地问：
“天安为什么要宣称自己是将军的外孙？他是怎么被公安抓的。”
“天安还是孩子嘛，干出什么事都不奇怪。”应老师替天安缓颊。
“应老师，你不要隐瞒什么，我必须知道天安究竟干了什么坏事。”
“天安倒是没干坏事。事情是这样的，天安的两个同学——他们才是坏孩子——偷军工厂的子弹，被抓了起来，同学让天安想办法去救他们。天安心眼儿好，就去了工厂，自称是将军的外孙，要他们放了他的同学。厂部的保安哭笑不得就把天安和他的朋友带到了派出所。他们认为偷子弹已是不得了的大事，现在有人竟还敢冒充将军的外孙，是罪上加罪。”
杨小翼听了气得发抖：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头脑呢？他竟然干出这么丢脸的事！叫他不要同那些坏孩子鬼混他就是不听话，自己怎么会有这样一个顽劣的儿子呢？想起将军把天安带走，杨小翼感到无地自容。她不想让将军误解她多么盼望和他有什么联系，她也不想让将军认为天安没有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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