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翼不知道谓之惊喜的是什么，她对西方式的一惊一乍不抱什么希望。♀友情提示这本书第一更新网站，百度请搜索+她这一生的“惊奇”是够多了，她不奢望所谓的惊喜，她已把人生中的惊喜取消了。但她无法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儿子的失踪让她落入到广大的人生虚空之中，她经常感觉自己失去了坐标，像一堆随波逐流的漂流物，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儿子消失后，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比以往消瘦了许多，脸上开始大面积地出现皱纹，头上有了白发。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太落魄，她染了发并开始化妆，这样看起来显得稍微精神一些。
她还是决定到法国走一趟。
让·雷诺先生是个非常热情的中年男子。令杨小翼吃惊的是他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她问他是不是在中国留过学，他说没有，汉语是向他母亲学的。她笑道，你母亲又从哪里学的呢？“我母亲还真是从中国学的。”他笑容诡异。
“你还记得索菲娅嬷嬷吗？”让·雷诺先生问。
“什么？”
“我母亲曾经在永城的天主堂医院做过护士，和你母亲是同事。”
“天啊，索菲娅嬷嬷是你母亲吗？”
“就是。”他温和地微笑。
杨小翼这才明白让·雷诺先生所说的惊喜原来是这件事。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她告诉雷诺先生，她想马上见到索菲娅嬷嬷。♀她想起索菲娅嬷嬷离开中国时哭泣着对她说：“是我带你来到这个世界，我是你的接生婆……”她笑了。
杨小翼是在索菲娅嬷嬷的住所和她见面的。四十多年过去了，她没想到还会见到索菲娅嬷嬷。她应该七十多岁了，但精神很好。她自然卷曲的棕色头发还像早年那样浓密，眼神里依旧保存着当年的热情。杨小翼曾仔细观察过她的眼珠子，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但无论何种颜色都非常纯净，毫无杂质。她还能讲汉语。
索菲娅嬷嬷拉着杨小翼的手，让她在自己的身边坐下。她告诉杨小翼，她是看了杨小翼的论文后判定她就是从前认识的那个小丫头。杨小翼让雷诺先生查了杨小翼的相关资料。“资料显示，你是永城人。我马上猜到是你，我也猜到将军同你的关系。你母亲当年来永城，就传说她的情人是**的一个高官。”索菲娅嬷嬷说。
然后，索菲娅嬷嬷愉快地回忆起一九四九年前在永城的时光。她特别提到杨小翼的母亲杨泸：“她真是个美人儿，我很想念她，想再见她。”
杨小翼告诉她，母亲已去世了。
索菲娅嬷嬷显得非常伤感，问，是政治原因吗？杨小翼摇摇头，说，她是生病死的。索菲娅嬷嬷说，她是个好人。她话儿不多，沉静优雅，又不乏热情。
雷诺先生一直陪在身边。在杨小翼和索菲娅嬷嬷聊天的间隙，他在一旁适时插话：
“杨，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相信你会感兴趣。”
索菲娅嬷嬷解释道，作为东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者，雷诺先生收集了很多当年在法国的中国革命者的资料。她说：
“你跟他去吧，那些资料相信对你很重要。”
杨小翼点点头。
让·雷诺先生带杨小翼去了里昂大学。他向她介绍了当年将军在里昂大学的相关情况。在路过图书馆时，雷诺先生说：
“当年将军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这里，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女孩。”
开始的时候，杨小翼并不相信雷诺先生所言，她认为这样的故事是过于浪漫的法国人的演绎，即使如让·雷诺这样严肃的研究东方的学者也难于幸免。西方人看待东方人总是有所隔膜。可是，当来到雷诺先生供职的东方研究所，在研究所陈列室看到将军的手迹时，她改变了看法。
那是一首现代诗。诗的题目是《余来自东方》：
余来自东方，太阳最早从彼地升起，
汝不知道，余之目光是女性底，
背向太阳，面向西方，面向汝，面向汝明亮灿烂底眼眸，
汝看不清余，觉得余神秘，多情，善解人意，
总有一天，汝会看清余狰狞之面目。
…………
余愿意汝永远天真，愿意汝是屋顶上之明月，
余愿意在汝前扮满一个好情郎，
余愿意躺于汝底怀中死得其所，余愿意降生于汝之国土，
余愿意若汝一样简单，与人为善，
余愿意唱着河流样底小曲装点汝之田园。
这是一首情诗。诗上的署名并不是“尹泽桂”，而是“尹默”。她在六十年代亲眼看见过将军的手迹，认定那确实是将军写的。从诗中可看出来，将军当年吟诵的女郎确实应该是一个异国女子。
看到这手迹，她相当吃惊。
雷诺先生解释道：“尹默，应该是尹将军当年的笔名，有‘隐灭’之意，默者，黑犬也，也符合将军当年压抑、反抗的心态。”
这资料太宝贵了，她静静地听着。
“这些资料留下来是因为当年尹泽桂将军是匆忙离开里昂的。”雷诺先生说，“他离开里昂不是因为革命，而是因为一件刑事案件。这件刑事案的起因同诗中的女子有关。当年，结伴和将军留学的还有诗人徐子达，他们当年志同道合，一个想成为诗人，一个想成为画家。他们闹翻是因为诗中的女子。将军和徐子达因为这个女子而大打出手，将军把刀子插进徐子达的身体后，就逃亡了。将军以为杀死了对方，事实上，那人没有死，徐子达被救活了。关于当年的事件，里昂警方还留有案底资料。”
杨小翼记得当年将军曾同她讲过吵架事件。那时将军只说他当时差点儿杀了徐子达，将军没有告诉她具体的原因，雷诺先生的解释让她豁然开朗。她十分感慨，现在将军已然成了一个一丝不苟的正襟危坐的革命家，他的人生除了革命外似乎没有别的兴趣，而在法国，这个自由的随心所欲的地方，他曾写过情诗，也曾经因为情感而拔刀相向。
雷诺先生说：“历史是很偶然的，尹将军走上革命之路同这个事件不无关系。”
关于“法国大革命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的研讨会在第二天正式登场。在这次研讨会中，不乏让人眼睛一亮的成果。杨小翼注意到一位她尊敬的中国学者发表的观点非常锐利，令她印象深刻。这位学者把革命归纳为两种形态。一种如英美的小革命，其革命虽然有暴力，但只限定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不涉及到文化及信仰的层面。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即制定了《容忍法》，法令要求国王容忍其治下的臣民可以有同国王不同的宗教信仰。另一种就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政权虽然只有短命的一年，但这一年的革命深入到文化深处，深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实行了所谓的灵魂革命。后者的革命方式通过俄国革命传入中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反传统儒道，要进行所谓国民性改造。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鲁迅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如此认知，认为中国实行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是国民性的改造。这一思维路径直接影响到饱汲“五四”思想成果的**的行为，后果就是悍然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即是革命越界的产物。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的讨论。
杨小翼在会上谈论的主要还是她研究的一贯主题，即革命作为二十世纪的一个关键词语，它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信仰存在的。革命就是“神”，信仰总是会有纯洁性的要求，就像天主教之于教士。某种程度上，在革命的信仰下，革命者就是教士。他们必须舍弃世俗的乐趣，同时握有人间所有政治及灵魂的权力。这一权力因为是“神”授，所以在革命者的感觉里，他们具有高高在上的主宰性和前所未有的正当性。
会议间歇，组织者安排与会者参观里昂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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