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终于以残酷的方式向她显露了，如她在每个夜晚猜度然而又不敢相信的那个结果：儿子伍天安已不在人世了。寻找网站，请百度搜索+
这是伍思岷亲口告诉她的。
她跟着他进去时，他一直不敢正视她的眼睛，只是喃喃地说：“你终于找上门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
她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消息？你一直躲着我吗？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呢？”
他没有回答她的疑问，他在行李箱里寻找着什么。他的行李箱是这个地下室最整洁的物件，里面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他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行李箱里，好像他随时准备迁居到另一个地方。
他模索了好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已泪眼晶莹。他从皮箱最夹层中取出铜皮口琴，颤抖地递给她。当她接到这口琴时，就知道天安真的不在人世间了。
他轻轻地说：“天安走了。”
好像是这句话带出了他无尽的悲伤，他坐在椅子上滂沱流泪。虽然和伍思岷共同生活了四年，但杨小翼从来没有见到他哭得如此伤心。他长时间地张着嘴巴，双眼朝上，最后终于吼叫出来：
“天安走了。”
杨小翼没有太强烈的反应。多年后，她对自己当时的冷静感到奇怪。是伍思岷难得一见的失控转移了她的注意力吗？还是对儿子的死早有心理准备？她只感到心里面有一种不真实的空茫和麻木。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无法向你交代。”他说。
当伍思岷这么说时，她空茫的心像是被刀子切割了一下，那种疼痛感终于降临了。她无助地看了一眼口琴，心一酸，眼泪跟着掉了下来。她说：
“儿子呢？儿子在哪里？他出了什么事？”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告诉我，儿子在哪里？”
他摇摇头，只是哭泣。
“你快告诉我呀。”她说。
好一会儿，他才向她叙述了天安出事的情景。
伍思岷说，当年他和天安是向云南边境出逃的。这条通道是有关组织为他们安排的。他们打算穿过中缅边境，然后转道去欧洲。一路上，他们藏在一辆军用吉普车里。到了云南，吉普车一直在狭窄的山路上盘旋。山路险要，吉普车的一侧是山坡，另一侧是万丈悬崖。当时正碰上雨季，有时候暴雨会持续下半天。由于雨实在太大，吉普车的刮雨器根本无法把前窗玻璃上的雨水划去，造成能见度极度不好。司机提出要休息，但伍思岷没同意。汽车继续前进，道路还可依稀辨认，有些地方有山体滑坡，造成路况更加糟糕。
天安出事是在晚上。雨一直没停，汽车继续往云南边境开。晚上能见度更差了。汽车出事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必然。那天，伍思岷和天安躺在敞篷里，人非常疲乏，昏昏欲睡。这时，伍思岷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感到天旋地转，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还躺在汽车里。他意识到出了车祸。天很黑，汽车已熄了火，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天安。他叫喊天安的名字。没有回音，他惊了，腾地爬起来，在车上模索。车上除了他没有别人。他从汽车敞篷里爬出来，发现自己还能走动，除了背部和臀部有些酸痛外，其他部位好像没有大碍。他蹿到驾驶室，把手伸到驾驶员身上，模到了一堆冰冷的血肉，驾驶员已经死了。
“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雨还在下着。我在汽车边模索了一会儿，除了石块以外，没模索到天安。我在一块石头边坐了下来，我侥幸地想，也许天安已经先溜了，那样的话天安应该没事。我祈求上苍，能如我所愿。后来，天亮了，我看到在微明的光线中，有堆黑乎乎的东西横在离我十米远的地方。我心一沉，就奔了过去。是天安。”
说到这儿，伍思岷已泣不成声。
“我猜他是在半空中被甩离汽车的，要不然他不会离车那么远。他真是惨不忍睹。”
杨小翼曾有一万种儿子出事的想象，可没有想到天安是这样死的。她想象天安的身体在空中飘荡，然后重重地落在巨石上。那撞击的声音几乎把她震聋了，她再也听不清伍思岷在说什么。她面无表情，如一棵遭受雷击的老树。
也许是她的表情过于可怕，伍思岷站了起来，摇了摇她，说：
“你怎么啦？你没事吧？”
她很想哭出来，但她整个身体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她的心被堵得慌，她的呼吸无法畅通，她的声音发不出来，她觉得自己要炸开来。后来，她几乎用尽全身的力量终于喊了出来：
“天啊。”
伍思岷搂住了她，他显然被她吓坏了。他一边哭，一边说：
“你别这样啊，你别这样啊。”
她想挣月兑他，但他像紧箍咒一样箍住了她。直到她用完了所有的力气，她才停止挣扎，号啕大哭起来。他和她相拥而泣。他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像他已忘了人间还有别的词汇。
“其实天安是不想离开北京的。在半路上，他还想回去呢，但我不同意。我坐过牢，我尝过坐牢的滋味，我不想再被关上几年，逃亡是我唯一的选择。要是听天安的，就不会出这事。”
他在懊悔中。可懊悔有什么用。这时，她对他是复杂的，既有满怀的恨意——他把她的儿子毁了，又有满怀的怜悯——那也是他的儿子啊。
后来，她稍稍镇静了一点儿，问他，出事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她回国要去那儿看看。他说，那地儿叫太平镇。他当时走投无路，在那个地方挖了一个坑，草草地把儿子埋了，只带走铜皮口琴留做纪念。
那天晚上，杨小翼回到住地已是清晨。她长时间地看着口琴。她把口琴放在口中，吹了一下。口琴“轰”地在安静的房间里炸响，像一声巨大的叹息。她再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起来。她还是不能相信活泼可爱的儿子已从这个世界消失，不能相信她那青春的儿子就这么走了。
但一切都是真实的。
根据会议的安排，参与会议的学者还有聚会和交流，另外杨小翼还将给里昂大学的学生作一次介绍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演讲。她得控制住自己的悲伤。
杨小翼麻木地穿梭在西方式的笑脸中，尽量让自己显得大方而得体，但还是魂不守舍，她的思想总是通向伍思岷和天安的逃亡之路，脑子里不时地浮现出一条狭窄而险峻的山路，一辆吉普车坠入万丈悬崖之下。每次这个画面都让她浑身战栗，她告诫自己别再想象这个场景，但她像一个自虐狂患者，还是一遍遍回想，把自己置于痛苦的境地。
给学生演讲的时候，杨小翼的思维处于混乱而麻木的状态，根本兴奋不起来。幸好她准备了讲稿，她基本上是照着念的，没有即兴的现场发挥。那天来听演讲的人并不多。她想，法国人对东方对中国还是没有多大兴趣的。法国人很有礼貌，她演讲结束时，听众都热情地鼓掌。主持人让·雷诺先生用法国式的华丽赞扬了她的演讲，但他显然也看出她心不在焉，他没有让听众提问。
演讲结束后，杨小翼参加了让·雷诺先生的家宴。那天索菲娅嬷嬷、雷诺先生的儿子和儿媳都在座。雷诺先生的儿媳是特地从巴黎赶过来的。看得出来，他们这一家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在家宴上，杨小翼感谢雷诺先生的款待，并邀请他们全家一定要来中国旅行。她特别提到索菲娅嬷嬷，希望她有生之年回永城看看。索菲娅嬷嬷的眼神里呈现出年轻时候的光彩。
一切结束了，她终于可以放松下来，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恍若梦境。杨小翼感到非常疲劳。她躺在床上，有一种彻底的无助之感。她第一次承认，她最爱的那个人走了，在两年之前走了。
她无心游玩欧洲。她打电话告诉夏津博，她想早点儿回去。她没有告诉他具体原因，只说国内有急事，需要马上处理。夏津博表示遗憾，说，那好吧，我来送你。她说，从德国过来多麻烦啊，不用了。他说，我已在巴黎，开车一会儿就可以到里昂。她现在的心情是不想见任何人的，在异国他乡，她也不想叙述儿子的事，她怕自己会崩溃。但她无法拒绝夏津博的好意，她说，你来吧，你开车送我去机场，算是告别。夏津博说好的。
第二天，夏津博开着一辆欧宝来到她下榻的饭店。他的车是外交牌照。夏津博说，外交牌照非常“安全”，有很多特权，即使闯红灯，也没人来找麻烦，因为警察们怕引起国际纠纷。夏津博问，怎么这么急就回去了呢？回国有什么事？她说，有一些私事要处理。夏津博已有欧洲人的做派，他不再问下去，只是说，没带你好好玩，太遗憾，也好，留个念想，盼你下次再来，我这个司机是当定了。
在去机场的路上，夏津博同她讲起北原。杨小翼知道北原这几年一直在欧洲，想必他们有来往。但夏津博说他们没有任何来往。夏津博告诉她，北原现在住在斯德哥尔摩，怀着中大彩的心情，翘首盼着诺贝尔文学奖金落到他的头上。夏津博的语气尖酸刻薄。她并没有回应，她此刻对北原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兴趣。
一会儿，她和夏津博到了机场。机场的手续是夏津博帮着办的。夏津博取登机牌时，她茫然地看着机场大厅的电视机。电视正在播放新闻，播音员说着她听不懂的法语。她打定主意，回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去云南太平镇，找到天安的土冢，一定要把儿子带回家。
夏津博办好手续回来了。这时，电视上一则新闻引起了杨小翼的注意。电视镜头对着一幢黄色的小楼，她觉得这小楼很熟悉。当镜头对准地下室，看到地下室熄灭了的霓虹灯，她一下子想起来那是伍思岷住着的小楼。她有一种不祥的感觉，赶紧叫夏津博看。她问夏津博，现场记者在说什么？
夏津博告诉她，是一则社会新闻，地下室有人吃安眠药自杀了，房东发现时已死了两天，死者是一个中国人。
杨小翼非常震惊。她二话不说，赶紧让夏津博改签了航班。见夏津博一脸疑惑，她说，我得去看死者，到时你便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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