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委扩大会议后，刘复初来找阮俊臣谈话。刘复初说：“阮俊臣同志，当时以龙厚生和曾春鉴为代表的特委们主张甩掉你和欧阳崇庭同志所率领的部队，我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呀！”阮俊臣说：“政委，我理解你当时的处境，由于余泽鸿同志的牺牲，特委刚刚重建，你虽然是书记，却没有最后否决权。我也理解，一个领导人的绝对领导权，是在实际斗争和工作实践中建立起来的，要是现在还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就会真有看法了。”刘复初说：“说得好！从现在开始，只要我刘复初还在，川滇黔边特委还在，这样的情况是决不允许再次发生了。说实话，当时我真的没有能力阻止他们。”两人又讨论了一些国际国内的斗争形势，刘复初又说：“阮俊臣同志，为了扩大革命队伍，加强贵州的武装斗争工作，我以特委的名义让你率领原队人马重新回到贵州，回到乌蒙山区，与赵文海领导的游击队合并，组建贵州游击支队，因为你入党时间长，又是特委委员，所以由你任政治委员，赵文海任司令员，你看看，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阮俊臣思考了一下，说：“我绝对服从上级领导，但是想问，欧阳崇庭同志一直是我们支队的政委，也是支队的主心骨，他将怎么安排？”刘复初说：“欧阳崇庭现在是特委委员，应该留在特委工作，我想让他担任纵队政治部主任，同时重点联系你们。”阮俊臣想了想，然后郑重地说：“好吧，我执行。”刘复初又说：“革命斗争是残酷而又复杂的，万不得已的时候，你可以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方式和渠道打入敌人内部，保存实力，壮大力量……”
就这样，阮俊臣以革命大局为重，抛开个人想法和恩怨，决定率队回到贵州，回到黔西北，回到乌蒙山，去寻找赵文海部合队，共同组建贵州游击支队，以完成特委交给的光荣任务。就在特委正式下达命令的当天，阮俊臣和姚显廷等便集合队伍，告别了特委和纵队，告别了老政委欧阳崇庭，踏上了新的征途。欧阳崇庭站在一道小山崖下，看着那两面鲜艳的红旗，看着自己带领着浴血奋战了将近一年的部队渐渐远去，秋风中，他摘下那顶皱皱巴巴的红军帽，轻轻地挥舞着。走在队伍最后面的阮俊臣回过头来，也挥了挥手里的军帽，然后又追赶部队去了。
欧阳崇庭只觉得眼里酸酸的，两滴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阮俊臣离开纵队后，避开了敌人的追踪，巧妙地将队伍隐蔽地带到大雪山中休整了七、八天。然而，由于敌军在川滇黔边驻守密集，游击队进入大雪山后，敌军也在暗地侦察，秘密调动，顺着川滇边界，模进了大雪山。正当游击队休整完毕，准备出发时，又被敌人重重包围了，并且形势十分严峻，稍有麻痹，就有被敌吃掉的危险。
在这紧急情况下，为了保存久经奋战，积蓄下来的宝贵力量，作为今后革命的基础，阮俊臣便当机立断，命黄仇和叶绍奎率领四大队向黄塘、对坡方向突围，这样一来，阮俊臣身边的部队就基本全部暴露了。好在过去在追击游击队的战斗中，敌军凡是抵近游击队的部队一个个都吃了不少苦头，所以现在的追击只是为了执行上峰的命令，一个也不敢主动向前冒进，生怕再让自己受损。但是，他们在游击队的前后左右，冷枪却打得不少，埋伏随处可见，弄得游击队活动非常困难。尤其是在川滇黔交界处的三岔河地段遭到川军一个旅的重创后，整个部队被压缩在水田寨一带，面临着最艰难的境地。
此时此刻，阮俊臣实在是孤掌难鸣了。高风已经在一次执行任务时牺牲了，派出去与特委、纵队和欧阳崇庭联络的人员迟迟不见归来，姚显廷等几个重要的政工和军事指挥人员又派去加强四大队的领导了，身边只有文元贵、康海平和黄于龙三人能够独挡一面。更重要的是部队经过长期的连续战斗，只剩下了五百余人，而且伤员很多，要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根本没有多大希望；如果拼死一战，也无法与赵文海联系，更不要说共同完成特委交给的组建贵州游击支队的任务了。更加令人担忧的是，面对数十倍于我之敌，部队内部又有些骚动。
面对如此严峻形势，阮俊臣陷入了苦想冥思。
就在这时候，游击队得力干将、原系川军连长、跟着阮俊臣、康海平一道来黔西北闹革命的、曾任过大队长的二大队副队长阚世方，秘密地接待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川军的一个旅部副官，阚世方以前在川军中最要好的朋友。同时，川军有个团长曾和他是同僚加好友，也多次来人联系要拉他过去。那副官说：“现在你们充其量只有五百人，而我们至少是三个师，在这重兵围困的关键时刻，为了不被消灭，你只有一条路，带着你的部队过去，至少还可以做个营长团副，有那么多同僚好友在，谁都不敢为难你。”阚世方考虑再三，认为为了保全实力，避免更大的牺牲，或许这是一条路。同时他也想，当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拉他个把团过来。于是，他未经允许，就答应了那名副官朋友，说：“那好，我就把手下的一百多个弟兄带过去。”那副官说：“好，我先行一步，回去为你安排安排。”那副官走后，阚世方就带着二大队一部分人去投川军。
阮俊臣正在与文元贵、康海平和黄于龙一起研究制订近期作战和突围计划，突然接到报告：“阚世方拉队伍逃跑了！”阮俊臣大吃一惊，连忙派康海平和黄于龙前去追赶。康海平和黄于龙骑着战马，一直追到了分水岭，才赶上阚世方的部队。黄于龙拦住部队的去路，大声地说：“游击队的弟兄们、英雄的红军战士们，不要走了，再往前走就是背叛革命，就是投降敌人！”战士们还以为是接受了新的行军作战任务，一听说是去投降敌人，都一齐停了下来，纷纷吼道：“我们已经牺牲了那么多弟兄，就算全拼光了也决不投降！”
康海平跳下马来，对阚世方说：“我的同志哥，你怎么这么糊涂，就算你真的过去了，又会有好下场吗？”阚世方沉默了一会，说：“我个人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了，我是为这些弟兄们着想，他们都还很年轻哪。”然后转身来，面对大家，说：“弟兄们，你们都是好样的。听我口令：立——正，向后——转！”
康海平和黄于龙终于把阚世方说服了回来，但阮俊臣的心情却更加沉重，更加复杂了。不能回避的现实和革命队伍的生死存亡，把阮俊臣推到了风口浪尖。怎样才能减少牺牲，怎样才能保存实力，怎样才能让赵文海知道特委交给的新任务？一连串的问题，摆在阮峻臣的面前。有时见他双手锤柱，有时又见他泪下如雨，昼夜不息……
天一天一天地变冷，转眼严冬到了，天地间一片萧索，敌人又抓紧了进攻，派出去的联络人员依然音讯全无，游击队已已经处于弹尽粮绝的境地了。正当阮俊臣极度焦虑的时候，庚庆长又化装找到了游击队，给他们送来了重要文件和信息，阮俊臣惊喜交加。
根据庚庆长送来的文件和信息，阮俊臣他们了解到，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加强了兵力运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全国危急，人民正在高呼抗战。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5月5日发表了挥师东征的宣言后，受到了全国各界和爱国侨胞的热烈拥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和各派反蒋军事势力中，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反蒋抗日力量的发展，很多地方和国民党的军事单位先后同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局部或地区性的统一战线，来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放弃“反蒋抗日”，实行“逼蒋抗日”，从而把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
临走之时，庚庆长透露说：“乌蒙山红军游击分队隐蔽得相当好，还在继续开展着各种革命活动，我所在的滇军补充三团，是一支有着进步思想的部队，虽然创建人原镇雄县长孙以方父女都相继去世了，但部队还在秉承着他们的思想和精神，坚决不与红军作战，只要一声令下，就能开赴抗日前线，云南省主席龙云，也向手下各部队下达了命令，时刻准备出滇，抗击日寇！”阮俊臣叹了口气，说：“国难当头，国难当头呀！”
庚庆长走后，在长期的转战中疲惫不堪的柳际明，一来因为考虑滇军、川军各有用心，搞不好也会上他们的当；二来部属怨言很多，红军游击队也不好惹，认为如若决一死战，那将得不偿失；三来由于抗日呼声与同僚的影响，也不想再与游击队拼斗下去了。其实这位曾经的黄埔教官，虽然痛恨共产党，但也不想当亡国奴，那股抗日救国的热血同样在他心里沸腾。于是，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放阮俊臣一马，主动通过四川泸县参议胡恒普的关系，表示愿意与阮俊臣进行谈判。
5为抗日统一战线
二喜离开碧云山庄后，张小虎带着飞刀手枪和孙云妮生前留下的书信，只身北上，去寻找红军首长和她的外公周素园老先生去了。
送走张小虎后，庚庆长和胡文昌通过各方面的打探，也渐渐探到了席大明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