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章晴天劈雳
话说孙亮和罗其明这两个老头，突然见到“死去”多年的刘秋英，不由又惊又喜，询问她怎么活过来的，刘秋英长叹一声叙述起来：五五年的六月间，黄振云书记奉命去北京中央党校学习，市委的工作由周伟民主持。那时陈祥与周的矛盾已趋于公开，我曾多次提醒陈祥，在工作中要加倍小心，不要让周抓住把柄。陈祥不以为然地说：“我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周伟民毕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不会对同志滥用职权的。”
六月十六曰，我和陈祥去杭州参加了老首长彭越副省长的追悼会，第二天我一上班就觉得周伟民神色不对。果然在六月十八日，我被突然宣布，停止我的市委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接受审查。陈祥得知后匆匆赶来询问周伟民是怎么一回事？周伟民竟拍着桌子指责陈祥对抗党，毫无组织观念。两天后，我们夫妻双双被宣布隔离审查。使我吃惊的是，我的罪名竟是国民党潜伏特务，那天去参加彭越副省长的追悼会，竟被说成是和台湾派来的特务进行联络。对此我十气愤，当即写了申诉状提出抗议！岂不料矛盾越来越激化，后来竟要我交待什么我是怎样腐化陈祥，怎样将陈祥发展为特务分子的，真是欲加之罪，不择用心了！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的耳朵。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竟把我的名字作为特务分子的一种依据，说什么，云霞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的干女儿，这是国民党报纸上刊登过的，并附有你的照片，白纸黑字岂容抵赖！我解释说，自已是为了纪念把化名当真名沿用了，我的真名叫刘秋英，他们可以去找原太湖支队的同志了解。想不到一个月以后，他们竟让我看了原太湖支队政治部主任吳楠的证明。
说起这吳楠，他是我的表哥，自小由父母作主把我许配给他。当我懂事后，听说他的两个哥哥不务正业，只知吃喝赌嫖，我就不同意这门亲事。后来我进了德州女中读书，逐渐接受了**思想，四二年的二月间，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参加了太湖游击队。想不到我在那见到了吳楠，他比我早两年进的部队。那时我们接触较多，逐渐对他消除了成见。可在一天傍晚，他约我去太湖边散步，当我们走到一丛茂密的芦苇处，吳楠突然楼住我，要强行和我发生性关系。我一时吓昏了，当我意识到他在月兑我的衣服时，我猛地起身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光，转身就跑，正好遇到来湖边提水的卫生队长老谢，我当即扑到他的怀里呜咽起来。因在战时，这是一个严重事件，但因我俩从小对的女圭女圭亲关系，部队给吳楠留党察看撤消职务的严厉处分。从此，吳楠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我把这事告诉了办案人员，恳求他们再次去调查。
不料我在第二天晚上，被莫名其妙地押出监獄，坐上汽车。我觉得气氛不对，暗暗把梱綁的绳子放松，以备不测。果然他们把我带到一座静僻的山崖处，宣布对我执行枪决。我大声抗议，但执行命令的干警说：“这是市委周书记亲自下的命令，批示明确写着你是国民党特务分子，不需办理正常的法律手续。”
我大声地抗议道：“我是德州市委常委，对我的定案和判决必须要得到省委的同意，周伟民的个人意见不能作数。”趁着他们商量之际，我猛地滚入了一道山沟，松开绳索，飞跑起来。由于地形不熟，我被他们逼到岩崖边，再无退路，只得纵身跳入太湖，背后传来呯呯的枪声，我突然觉得右小腿一麻。当晚我在湖边芦苇丛中过了一夜，第二天刚蒙蒙亮，我凭着自已最大的力量逃离现场，中午时分，我估计边跑边爬了二十里地，实在走不动了，好容易找了家独门独户的人家，诉说自已遭遇了枪窃便晕了过去。在这户好心的渔民家里我呆了十八天，小腿伤口渐渐愈合，我換了身渔家妇女的衣服，告别了救我的渔家夫妇，借着夜幕，我悄悄地返回了德州城。
我在周叔家隐居了半个多月，收集了不少信息，知道了陈祥及孙亮等十一人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小英因拒捕被枪杀。同时基本弄清了此冤案酿成的原因：周伟民自进入德州城后，一直以功臣自居，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爱上了古玩珍宝，以市长的身份，经常接受资本家送来古玩字画，逐渐发展到侵吞陈祥上交的“孙氏国玺”，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有人向他泄露了陈祥正在布置的秘密调查，周伟民心惊胆颤，正值黄书记去北京学习，便利用职权，借肃反之名，不择手段地揑造罪名，欲置我夫妇于死地。
一天傍晚，我化好妆准备外出活动，刚垮出门槛，竟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迎面驰来一辆轿车，我立即认出是周伟民的专车，赶紧返身退回屋里。少隔一阵，我听到院子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便躲在内屋的板缝里向外窥视，果然是周伟民带着两个人走进了客厅，一见周叔就问：“刚才门囗遇见的是谁？为什么见了我就往屋里躲？”
周叔道：“这是我们周家的规矩，女人不能随便见客。”
“嘿！周老板，以后你可不能这么封建啰。”
当晚，周叔告诉我，周伟民今天来是借着邀请周叔参加市政协会议的名义，前来查询孙亮孩子的情况。
“什么？我的女儿还活着？”孙亮急不可耐地打断了刘秋英的叙述。
“亮弟！你已经做外公了，她在湖州长兴的一个小山村里当小学教师，你的女婿是那里的大队支部书记。”
孙亮心中明白是怎么会事了，努力克制着感情道：“嫂子，您继续讲下去吧。”
当时我明白不能在德州城里待下去了，在周叔的女儿和女婿的护送下，秘密地僱了条船去湖州长兴投靠周叔的一家远房亲戚。我在那里带着孙晓芬当了整整十七年的农民。在刚到长兴时，我曾去找过原太湖支队的卫生队长老谢，他当时已担任了湖州第一医院的院长，让他出具了证明。专程去北京中央党校找黄书记，但他已回德州，曾经想去德州黄书记的家，又担心遇到他妻子，他妻子是周伟民的姐姐。也曾经想找你罗书记，但你早已调离德州，不知你的去处。凭我当时的身份，不方便抛头露面，折腾了半年多，翻案的希望一点也没动静，我认命了。直到七二年的秋天，我接到周叔女儿写来的信，说是周伟民死了，周叔身体不太好，让我来德州。到周叔家的第三天，周叔因病与世长辞了，直到临终之际，周叔囗中还一遍又遍地叫着：“陈祥、孙亮、小英、王強”的名字。念道着：“冤枉——冤枉。”
当时我想，周伟民死了，为陈祥翻案应该没有大的阻力了，根据我收集的材料，先后向省市有关部门邮寄了要求重新审理所谓陈祥反革命集团案的报告，但都石沉大海。七三年五月的一个傍晚，我不期遇见了老赵，他原是我任市委办公室主任时的下属。在他的帮助下，我化名来这里做临时工。我利用这个不显眼的工作，一面可以填饱肚子，一面可以收集有关信息。七四年的八月间，经过我的努力终于和陈祥取得了联系，后来基本上保持一月通一次消息。到那时我才知道，陈祥在五五年时被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到六九年时又被莫名其妙地加判为无期徒刑。一直被单独关押着。陈祥在狱中一直很乐观，每天坚持锻练身体，坚持记日记，并深信党总会有了解他的一天。其中有一篇曰记，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很能体现他的为人和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