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风暴起黑云压城
雾起寒窗盼月归，笙歌阵阵情伴谁？风雨本是相思泪，却是清竹做斑妃。
——《清竹泪》
阳春三月，高三年级的最后一学期开学了。这时，霞姐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爸爸调回京城，继续在原部队工作，且因为一些军事的秘密工作，立功受奖，升为正师级。
随着霞爸爸的北调，妈妈和弟弟也回来了，一家人又团聚在一起，高兴的又唱又跳。
可是一民发现，国霞爸爸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没有了以前那爽朗的笑声，却时而愁眉踱步，还抽上了烟，经常咳嗽起来了。国霞妈妈的身体却变坏了，没有了过去时的健康，弱不禁风的样子，让人心生怜悯。只有弟弟，仍然是活龙活虎的快乐，不知忧愁。
任一民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变得几乎都不认识了？他问国霞，她也说不知道，搞的两人倒时常为他们担心挂肚起来。
五四青年节，学校放假一天，班主任任青青带领全班同学一起去游北海公园。
在白塔下面的台阶上，任老师找到一民，郑重地向他表示道歉，说：
“高二年级时那场辩论会，她当时并不知情，只是政治老师崔西国要求班主任支持他要讨论问题，没想到却设计了一场对你的批判会。”
不管怎么说，会议总是对任一民造成了伤害。她一直想找时间对一民说，但总是阴差阳错，他们就要毕业了，她总算找机会说出来了。”
“呵呵，老师，咱们五百年前可是一家哟！高二时的事，我早记不得了，想不到您还一直挂在心上，真不好意思，对不起了，老师。是我当年气盛，得罪了他们，所以牵涉到您，该道歉的是我，师道，传业解惑也，您是我的老师，怎能向学生我说对不起？所以，上次的辩论和您无关，是他们存心想整治我，让您受到牵连，我要对您说，对不起，而不是您。”
任一民的这番话把老师逗笑了，她没想到自己的胸怀竟然不如自己的一个学生大，说：
“好啦！咱谁也不用道歉，只要你不记恨我，以后有机会来学校看老师，我就阿弥陀佛了。好不好？”
“好，谢谢老师！”
彼此的心结打开了，任老师请同学们划船，只见柳暗花明，白塔倒影在平静的湖面，漾起一圈圈波纹渐趋远去，同学们荡起双浆，唱起歌：
“让我们荡起双浆，小船儿冲开波浪……”
歌声飘散，闹的游人停下脚步，看这一群小大人们快乐无比的划船。
五月下旬，风云突变。“文化革命”轰轰烈烈开始了。
从北大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批“三家村”“海瑞罢官”掀风鼓浪，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大动荡不顾一切地席卷天下。
学校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在众多大字报中，有一张引起任一民的格外注意。说“去年高二一班的那场辩论会，任一民死不承认，英雄是对历史具有创造、推动的原始动力，就是反对党，反对毛主席。理当送监狱；可校长不批，说不能上纲上线。”显然，校长对任一民进行了罪孽深重的“包庇”。
原来如此！真是猖狂之极啊！可毛著上说的是：“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啊！
原来是当年那场辩论会输了的人，仍然是贼心不死，把任一民和老校长硬拉在一起，其目标看似是对老校长的攻击，其实也造成任一民和校长的关系暧昧之说。
运动初期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矛头直指学校的领导干部，似乎所有领导没有一个是好人。尽管他们绝大多数全是共产党员，甚至于是党考验多年，经历了战争的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的人也不是好东西，全是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代言人，必须要打倒。
文化革命演变成了对文化界、教育界的暴动，暴动就是使用暴力开始了打、砸、抢，甚至放火、杀人……
当这一场人间最残暴的“浩劫”发生在平静的校园中时，所有的学校管理工作者全成了造反者眼中的“罪人”，领导干部职务越大，罪孽就越深重。
高三年级一班也分成了几个派别。三三两两就搞起了各式各样名称的什么“战斗小组”，任一民成了观潮派。这个观潮派是只观看，不发表任何意见，那怕有人问及到他，他也借口各种理由推开。似乎发生的一切事情全与他无关。
班内最大的组织是以崔岭为首的造反者，尽管崔岭受到“留团察看”处分，但运动一开始，他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立即就活跃了起来。和他原来关系不错的几个团支委一起，以共青团支部做为旗帜鲜明的团伙，成了首当其冲的先锋。他们提出来：高三年级在本学校时间最长，其中有人就是本校初中部直接升上来的，所以受学校资产阶级教育*最多，最深为由，一下子就把学校搅动起来，满学校的狂风暴雨。
离开本校的黄豆豆也跑回来了，他还抛出了老校长和当时的彭真市长在解放北京前，曾一起做共产党地下工作的历史。
北京市委倒台了，彭真成了造反者打倒“彭、罗、陆、杨”的首犯，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尽管是为了党的工作，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工作，那也是该杀、该砍，该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人。
“乱了，一切全乱了。”
这是高一年级语文老师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因为在学生的作文上写上了：“希望多读书，提高写作水平”的话，说成他宣传的是资产阶级读死书的罪恶，于是就被揪出来，被迫上了批判台，被暴动者用力压弯了腰，脖颈上挂着铁板做成的大牌子。
上书：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还用红色的笔划上叉叉。
他额头上滴答着黄豆大的汗珠，一颗颗落在他的脚面上。
台下的人高呼着口号，打倒XXX；他闭上了眼睛。而且再也没有睁开。他留给任一民的最后影子永远是弯腰、低头、流汗，这个姿态一直到最后身体的僵硬。
当台下人发现语文老师有些不对头时，提醒施暴者，发现老师早已没有了气息，不是去抢救，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派的坚定，用脚狠狠地踢在他僵硬的身体上，还说：
“资产阶级是草包，不经我们革命小将一折腾。”
批判台上的主持人用话筒大喊着：
“这个狗东西完蛋了，再拉上一个来！”
拉上来的是体育老师，身体素质健壮，他胸前挂的大铁牌子是：“流氓”。
据说他在教学生跳鞍马时，有位女学生因胖，跳不上去，他用手托了她一下，为此，他就成了“大流氓”；他可不怕这几个造反者，上台就把牌子扔下了，而且三拳两脚就把台上的主要人员打翻在地，还踢下去两个。
“这还得了？”
持话筒的人从地上爬起来大喊：
“大流氓向革命者进行反攻倒算了……”
又是一群手持棍棒，铁锹的造反者冲上去，把体育老师打倒在台上，鲜血淋漓，染红了批判台，那本是学校做操的喊口令的指挥台，是体育老师的讲台啊，他最后用自己的血贡献于此。
抬眼望，满天黑雾，后来他失明了，残疾了，再也没给学生上过体育课。
批判会以一死一重伤，草草收场了。
“昆仑山一棵草”又翻案了。班上的同学在崔岭为首的团支部领导带动下，向语文老师发起了*。
教授高三年级语文课的老师的精神，一下子崩溃了。
过了一个星期，传来了他“自杀”的噩耗。
他曾是赴朝的大记者，与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作者魏巍是同行。由于发表了对朝战场的某次战役的内幕，被解职，来学校教书。
他个子瘦高，黑不溜秋肤色，大大的眼睛，有时还戴付金边眼镜，手中总持一个小猫壶，独酌饮茶，其文采称绝，曾让班上同学任意出题目，当场说文。
就是他，曾在那次辩论会后，对霞姐说任一民：
“可成大器的孩子，走正路，可成才；趟歪路，可成匪。”
后来，此话让国霞无不担心地，不止一次地对一民说：
“你可要成才，走正路啊！”
一个敬业的记者，一位令学生敬重的老师，他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崔岭在班上发布重大消息：说他“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可任一民心中却是一股酸楚，总是想起来这件事情，就偷偷地落泪。
其后，对任一民咬牙切齿的人，开始了写大字报对他也进一步的连珠炮击，甚至于翻出过去在他帮助同学补习历史知识，讲外国近代史时，课间闲聊，说拿破仑的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来鼓励同学，不要放弃学习历史，而且要学好历史的事，也成了任一民的罪状。
邓拓的“三年磨一剑”也是任一民的铭言了，不过被他改为要“十年磨一剑。”
他十年磨剑干什么呢？他只想多读几年书，可读书也有罪了吗？
乱了，一切平静全打破了。
6月10日，在崔岭带领几个死党三番五次上团市委的要求下，工作组进校，本想整治秩序，想不到变本加历，利用激进派的热情，夺取了学校大权。共青团派出的工作组夺取校长——当年北京解放前的地下党员，现在的党委书记的权力！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共青团不是党的助手吗？儿子夺取老子的权力了，哈！这就是“革命”？怎么有儿子篡夺老子权利的味道啊？历史上，曾发生过多少次这样的事件啊？是毛泽东主席糊涂啦？不可能啊！他不是也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被人民日报说成是“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颠覆了，真的颠倒黑白了。
任一民不相信老校长是资本主义当权派，一所高级中学，能在社会主义阳光下，当时迈一步就进入共产主义了呀！会变戏法似的成了资产阶级培养人才的地方？
正义，在心中孕满，不能不说。他激情满怀，回家后和妈妈说起了此事，妈妈也不理解这场运动到底要向何处发展？尽管解放后，她经历了好多次运动，但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除了当年爸爸买的这间大仓库，显示大些以外，几乎除了孩子们，没有别的什么财产。家中最值钱的就是爸爸留下的自行车，她一直上下班骑着它。
依据自己的多年经验，她对任一民说：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你怕什么？最好你能早点毕业，上不了大学，去上班也行啊！”
一民去找国霞的爸爸，求教他，说：
“伯父，我现在是预备党员，您说，我该怎么办？”
国霞的爸爸踱着步子，思索着，最后说：
“你能月兑身这场运动吗？全国上下，全是这样的乱七八糟，国家经济发展全停滞不前了，你做为个人，不顺潮流而动，能行吗？我们理解你现在的处境，但是运动，这场*能理解你吗？做为预备期的共产党员，不投入进去，行吗？但你最好说出你自己的观点，希望学校最好早些安定下来，该毕业的毕业，该考学的考学，你说，对不对？”
国伯父的话给了一民很大的启发，他是决心跟党走的青年学生，现在党中央号令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热情饱满地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中来，他还犹豫什么？
何况他想的是快快结束这场运动，能够让他快毕业，继续上大学；上不了大学，他还去做泥瓦工，他要养家啊！
7月11日，他挥毫写了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工作组，题目是：《请问工作组要把我们引向何方？》。
主要内容是：
“查来查去，至今没查出校长有任何问题，就是解放北京前，认识彭真，可认识彭真的人多了，全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试问，中央的领导者，哪个人不认识彭真？否则，他能够当市长多年？
请工作组能早下结论，快些解放校长，恢复教学秩序，我们还要毕业，还要参加高考，参加工作。”
他把大字报贴在食堂大门口。
刚贴上，工作组长武艺剔着牙出来，看了一眼，就说：
“矛头指向工作组，这是‘反动’的大字报。你终于跳出来啦！”
一锤定音。任一民的恶梦开始了。
任一民回应说：
“你说反动就反动啊！相信历史自有公论。”
当时他真没想到工作组的魔力，有多巨大，在那一言九鼎的时代，工作组是比党中央还要厉害，来到学校就是“土皇帝”，动辄就要人命，家破人亡的领导者。那两位老师死伤于非命，没有工作组的支持，能发生吗？借造反者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啊！如此草菅人命不正是工作组的授意？
可任一民没有怕这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校长有难，他是学生，能不出手相救？何况老校长一直明着，暗里帮助自己，他岂能忘恩？做个不仁不义的人？工作组早晚要走，呆不长的，所以他没有理睬武艺，离开学校。去找霞姐诉说去了。
那是任一民第一次上医科大学去找霞姐。
她当时没有在宿舍，同室的同学李雨荷、刘丫给他倒水，还拿出零食给他吃，热情招待他；还有另一个同学出门，去寻找她。
任一民说他是霞的弟弟。她的同学李雨荷“吱吱”地笑。刘丫同学笑着说：
“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没看见国霞的床铺的墙上，有谁的相片？”
任一民扭转身子，顺她的手指处看去，确确实实在一面大镜框中，放着他的相片，只不过是放大了好多倍的，而他却从没听霞姐说过此事。
任一民有些坐卧不安，不知有多尴尬。他终于想起来啦！这两个同学不正是春节上自己家过年的人嘛！顿感脸颊红起来了，让他羞惭的不敢说话了。
不一会，霞姐面红耳赤地跑回来了，她的同学“轰”地一下子，全*了。
在这个温馨的宿舍里，只有她们两个人，国霞忙忙碌碌地招待他，让他吃这，尝那。她高兴极了。
任一民把在学校发生的事全部详详细细地对国霞讲了。
想不到，她没说一句话，却变得沉默了。
她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任一民闯下天大的祸事。她希望任一民不要再回学校，能躲避一下，或许还有转机。让他也不要回家了，由她去说给妈妈。她还悄悄地告诉任一民一个亲戚的地址，让任一民去她家避风。因为刚才她就是去接了爸爸的电话，尽管伯伯还不知任一民为打抱不平，写了快点给老校长解决问题的大字报。如果知任一民做了这件事，他会马上去学校接他走的。
任一民没有想到问题的严重性，从来没有人敢挑战工作组的，何况还是这场要整治解放以来的，十七年来最大的官场运动。谁敢说个“不”字？马上就要倒霉；后来事情的发展确确实实应验了国霞说过的这句话。
国霞又说：
她“所在的大学闹腾的更欢，校长、书记以及一干大大小小的所有干部，全部靠边站，任由学生想如何就如何，老教授、知名的学者、专家全部进了“劳改队”，几个学生持着棍棒在后面跟随着，稍有不慎，学生上去就是一顿杀威棒。上吊的，跳楼的死了好几个人啦！人人敢怒不敢言，只有你——任一民，这个傻瓜，才站出来为校长说话，你真是找死啊？
你不要命了，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办？怎么办？”
国霞说着，就向任一民扑过来，紧紧地抱着他，眼泪随之涌出来。
任一民有些懵了，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好顺势把国霞搂在怀里。眼睛也开始模糊起来，他从来没有让国霞生这么大的气，不知如何才好。
事情发生了，无论结果好坏，自己只有扛起来，谁让自己头脑发热，挥笔就写的啊！此时的任一民真想让国霞抽自己几个耳光，然而，国霞能舍得吗？她们紧紧拥抱着，直到李雨荷和刘丫给她们打来了晚餐，还说外面下雨了。
见她们俩人哭天抹泪，忙问发生了什么事？国霞就把任一民为校长写大字报的事说了一遍，李、刘二人睁大了眼睛，惊弓之鸟一般说不出话来。
她们三人是好姐妹，情同手足，任一民的事也成了李、刘二人目前的大事，她俩必须为了国霞的幸福着想，但任一民闯下滔天大祸，该怎么办才好呢？
四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好办法。最后，李雨荷说了一句话：
“实在不行，你就上我们家去吧，长白山下的小城，可漂亮了，去找我爸爸，让他帮你躲藏起来，估计没什么问题。”
“我老家S省也行，我爸爸过去在太行山上打过游击，对太行山可熟悉了，我上中学的时节，还带我们去打猎，上老乡家住过好几天，人家对我们可热情了。”
只有国霞没有说话，她早把让任一民要去的地方说给他了，然后对李、刘二姐妹表示感谢，而她俩人也飞快地拿出纸笔写上了她们家的地址、电话，并表示，她们全会和家里人说一声的。
天色晚了，外面的雨还下个不停。但任一民必须要离开此地了。
任一民告别了李、刘两位国霞的好姐妹，和国霞一起走了出来。到了公共汽车站，告别。
在车站上，天仍下着蒙蒙细雨，国霞痛苦的泪和湿漉漉衣服混和在一起，分不清那是雨水，还是泪。伞她一直让一民拿着，自己却任由雨水浇透了衣服。一民紧紧地搂着她颤动的双肩，觉得自己真是天大的傻瓜，犯了个极为愚蠢的错误。
公共汽车来了，晃悠着大灯，照得两个人的身影伸长在后面的墙壁上。
任一民踏上车，仍然回头望国霞——他最心爱的女孩子。
国霞挥动手臂，在越来越大的雨中，雨顺着头发在脸上流淌……
任一民按照地址，好不容易才找到霞姐说的地方。
可没料想到的是大门紧闭，交叉的大封条贴着。一个人影子也没有。
任一民茫然不知所措地在大街上走着。身旁不时地闪过流动的红旗，高声的呼叫……
他想给国霞打电话说明一下情况，可夜已深了，国霞难以上传达室接电话的。于是乎想起她家的电话，想对她爸爸说下来这家找人的情况。想霞姐家会不会有危险？她家肯定不知晓这里发生的事情。
可是，国伯父家却没有任何人接一民的电话。这是极少有的情况，莫非……
任一民不敢设想她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有种恶兆头一下子涌上任一民的心头，他无论如何想抹去也抹不掉，于是，他急忙又坐上公共汽车，向霞姐的家奔去。
想不到，任一民急不可待奔走而来，一看，家门紧锁，没有一个人。
“妈妈、弟弟和保姆该在家啊？”
一种不详的预兆在任一民脑海中映出，莫非她家真的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悄悄地敲开邻居家的门，才知晓，原来是霞姐的妈妈病了，进了医院。
“啊！妈妈病倒了，全家出动，肯定非同小可，不行，我必须去看看。”
任一民心想着，问清了医院的地址，转身跑向了医院。
在急救室外面的楼道里，看见国伯父不停地走来走去，保姆坐在椅子上，暗暗地拭泪，但仍在劝解着抹着眼泪的小弟弟……
国伯父见到任一民，忙问：
“你来了，国霞呢？”
任一民一头雾水，忙说：
“国霞知道吗？她还不知道吧？两个小时前，我刚和她分手的，她还把我送到汽车站。”
国伯父听了，微笑了一下说：
“妈妈一发病，小弟弟就给霞姐的学校打过电话了”。
可霞姐送走了一民后，却到现在还没有来。
如今妈妈病情严重，她没有来，一是肯定传达室的人不愿意传达，另一个原因就是国霞没有回宿舍去。怎么办呢？
任一民对国伯父说明霞姐可能至现在还不知家中发生的情况，他的分析让伯父发出“唉！”的一声长叹。
现在只有等待急救室内对妈妈病情的抢救情况汇报，国霞就是赶来了，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何况这里有他们在，国伯父没有说话，他也知晓，光急也是没有用的，妈妈病情还是要靠医生的救治。
停了一会儿，任一民看国伯父的情绪有些放松了，就把国霞让他去寻找亲戚，遇见封门的事说了。国伯父也没问他为什么要去，只是静默了一会说：
““该来的，总要来；躲是躲不了的。”
任一民有些迷惑不解，但又不好问，只好做罢。
急救室的门终于打开了，他们一干人急忙围了上去，只见霞的妈妈此时头部用白纱布缠绕了一大圈，她还在昏迷中，马上就要送入重症监护室。医生对国伯父说：
“首长，放心吧！手术顺利。”
国伯父点头，示谢；医生也点头，然后离开了。因为重症监护是暂且不用家人陪同的，于是，任一民对国伯父说：
“伯父，我上学校去通知国霞吧！让她快些回来！”
他刚要走，却被国伯父叫住了说：
“让司机小张送你去，快些告诉国霞，妈妈突发脑溢血，处于危险中，让她快些回家来。”
任一民点点头，上医院停车处，找到小张，说了下情况，上了车，只见小张高兴的立即启动汽车，轰的一下，冲出了医院大门。
任一民从车窗回头看了一眼医院大门处，国伯父点点头，挥着手，不放心似地看着他们离去。
小汽车驶过飞溅的雨水，向医科大学驶去。因为夜半行人稀少，车辆也不多，约半小时多一点，就来到了国霞所在的学校，在传达室说明情况，车驶向了宿舍区，停在国霞住的5号宿舍楼下。
任一民去而复返地跑上楼去，敲响了国霞所在的305房间的门。
宿舍的人全部被紧急的敲门声惊醒，国霞听到门外一民那熟悉的喊声，一翻身下了床，打开门，看到汗流满面的一民，大惊问：
“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你妈妈突发脑溢血，正在医院抢救，快去！”
任一民喘息未定地说完，累的几乎要倒在国霞的怀里，国霞一见他如此疲惫不堪，忙喊：
“雨荷，快来帮帮我。”
李雨荷朦胧中听见任一民说国霞妈妈出了事，急忙下床，帮国霞扶住了一民的身体，然后两人把任一民扶进房间，国霞用毛巾给他擦拭脸上的汗珠，雨荷端来了一杯白开水，让一民慢慢喝下，任一民坐在椅子上，让国霞不要管他，快收拾东西，回家去，汽车就停在楼下。
国霞穿好衣服，见任一民的情绪也好多了，说了一声：
“走吧！”
然后和宿舍内的姐妹告别，搀扶着任一民来到楼下，只见小张的车旁围了一大群人。原来是学校造反派接到任一民学校工作组的通知，让他们协助查找从学校逃之夭夭的“反革命分子”——任一民，一旦抓获，转交给任一民所在的学校。并说了国霞是他好友的情况。
他们在传达室发现军车，而且有人看到任一民奔向了305室，那正是国霞的宿舍，来人可能就是逃月兑的任一民。即然来了，就要会一会他。
围观车的人发现国霞和任一民相扶而出，更加证明那个男孩子就是他们要找的任一民，立即就围了上去。国霞莫明其妙地问：
“你们干什么？”
“我们不找你，找他。”
一个家伙大声说着，用手指了指任一民，答道。
“你们找我？你们认识我？找我做什么？”
任一民也极为奇怪地问。只见那个人笑了一下说：
“不是我们要找你做什么？你是XX中学的吧？是你的学校的工作组来电话，让我们协查的，什么也别说了，走吧！放心，国霞的好朋友，我们不会动你一根毫毛的，她可是我们学生会的大部长，没人敢惹她的。”
“霞姐，你快跟小张上医院，去看妈妈的病情，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的，我不怕。妈妈的事重要。”
任一民尽管被这些大学生拉扯着，仍不放心地回头向国霞嘱咐着。国霞眼睁睁地看着任一民被她学校的学生拉走了，心中焦躁不安，让司机小张稍等一下，她赶快跑上楼，让雨荷和丫头（她们一直这样叫刘丫）帮自己去盯住任一民，要是发生什么样情况，也知是谁做的恶。
李雨荷、刘丫一听，也急红了眼，忙一起下楼，直奔造反司令部去了。国霞不知妈妈病情如何，也只好坐车，直奔医院，其实她并不想走，但妈妈的病情确确实实牵肠挂肚，对任一民的事，估计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话说李雨荷和刘丫跟到了造反司令部，发现在一间屋子内，任一民坐在那里，对面的是学校的人，其中一个是她们系的李星，学生会体育部的，这小子一直在追求国霞，无奈国霞就是不答应，借口说学校不让谈恋爱，只想学习来搪塞他。
李星一边问一边记录：
“你叫什么？”
任一民没有吭声。李星加大了嗓门儿又问：
“你叫什么名？”
“你们不知道，叫我来这里做什么？”
任一民没好气地反问了一句，让李星无奈何地在本上写下了“任一民”三个字。接着问：
“政治面目？”
“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什么？你是预备党员？”
问话的人一下子全懵了，他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啊？算了，别问了，打电话通知他的学校，让他们快点领人吧！他的事，咱们别掺和。于是乎，李星说：
“你学校来电话找你，你先在这里等一下，我们马上通知他们，让他们把你接走就是了。”
然后，李星一挥手，几个人就打开房门，走了出去。任一民坐着等待了一会儿，就听见他学校还真来人了，双方在别的屋子谈了一会话，就有人走过来，把任一民呆的屋门打开，进来的人说：
“任一民，你写的大字报引起了学校同学的强烈地震，武组长说明天上午和你在大礼堂辩论，让我们来接你。”
“你们是那年级的，我咋不认识你们？”
“呵呵，放心，我们已向这学校的工作组保证不伤害你，我们是高一二班的，是工作组找我们才来的，我们全佩服你，不是崔岭的团伙。”
“噢，好吧，我跟你们走。”
任一民说着起身跟这几个人一起走出房门，然后上了他们开来的车，急驶而去。
稀稀啦啦的雨停了，天亮了，慢腾腾起了一股子浓雾，弥漫开来，让人觉得憋闷。
车至任一民的中学，几个人和任一民跳下车，走进了武艺所在的办公室。
武艺一夜没睡，透着红色的眼珠，恨不能把任一民一口吃掉。他十七岁那年，通过亲戚招入当时的区宣传队的，以厚重的男中音唱歌，走了不少地方。因为认识了一位团中央派来探视这个文工队的一个女干部，她一眼相中了他，后来成了她女儿的男朋友。
那女干部把他单独调至团中央在北京的下属的一个办公机构，工作不到一年，就接识了从国外学习归来的这位女干部的女儿。
一不二去，他们恋爱了，然后结婚，生了一个女儿，现在就要上中学了。
结婚后，他的地位也随之飞黄腾达，成了办公室主任。没有人敢惹他。此次团中央选派工作组，他积极参与，目地是此后也许是自己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想不到任一民竟然敢贴工作组的大字报，不管内容怎么样，这是个不好的苗头，必须*下去。此风不可助长，否则对自己的前途是不利的。晚上时分，他和岳母通了电话，确定了自己的方向。
任一民也想不通，迷惑不解。自己的一张大字报，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自己竟然被“通缉”了，事情有这样严重吗？当他见到武艺，没有说话，心想：“到底看你要如何整治我？”
不料武艺见到他，却满脸堆笑，说：
“任一民同学，你是预备党员，为什么要贴工作组的大字报？你不知道我们工作组是团中央派驻下来的？这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啊？”
“我只是想老校长是好同志，无须继续审察下去；二是我想学校早些恢复秩序，我们好早点毕业，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对吗？”
“老校长是什么人？这是组织审察，你了解他的情况有多少？让他停职是组织决定，不是我个人所能决定的了的，你不明白？”
“我当然知道，您不知道这样继续下去，对学校的工作有重大影响吗？”
“你现阶段的身份是学生，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我只是说出自己的一点想法而已。”
“你的这种行为是反党行为，必须深刻认识，怎么，你不服？那我们今天就在全学校师生面前进行一场辩论，你敢吗？”
“我怕什么？有什么不敢的？真理越辩越明嘛！”
“好，时间就定在8点半，地点就在大礼堂门口，具体工作我来安排，你不要再跑了。”
“行，我不会跑的，也没必要跑。”
任一民走出了武艺的办公室，觉得心中仍然憋闷，喘不过气来。
他上学校的食堂买了早餐，在校园内边吃边踱步，思潮起伏。忽然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他回头一看，武艺把要和他公开辩论的通知书贴在学校的公告栏，引来相当多的同学围观。他又不由看了一眼自己那天贴大字报的地方，咦，自己的大字报被保护起来了，上面加盖了一层薄膜，显然，这一切全成了他的罪证。怎么办呢？俗话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没什么了不起的。任一民坚定了信心，向礼堂方向走去。
随即他发现“*筹备组”在食堂门前摆下桌子，他知道，一会儿那里将要发生一场激战，他已经准备好了。
继而，他又来到师生一起吃饭的大食堂门口，他愤愤不平写出一张大字报——《请问工作组要把我们引向何方？》的面前，重读了一下有关内容。
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疑惑，老校长可是1948年，北平（北京的前称）解放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啊，险些丢失性命的老革命家啊，过去不是经常对学校师生们宣传的吗？校史室内的展览如何一夜而飞？
……
谁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这张大字报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瞬时传遍了整个校园。
八点三十分左右开始的辩论，学校好多师生放下手中的事，前来观战。让武艺没有想到的是拥护任一民的人要比工作组的人多。
任一民让工作组拿出老校长“投敌，背叛党的证据来”；工作组当然拿不出来，只能以需要“保密”为由，推托。
师生一片欢呼声，让拥护工作组的人大丢脸色，不得不收起了桌子。然而，噩运随之也降落到任一民头上。
工作组长武艺让人唤任一民让他办公室谈话，想不到任一民刚敲响门后，一迈步，就被一个大麻袋扣压上头部，接着各式各样的棍棒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了下来。
任一民被打倒在地上，喊叫不出来，只好任其所为，直到不能动弹，昏迷过去了……
血从他的额角慢慢地滴下来，落到地上，慢慢地散布开来，染红了他身下的木地板。随即办公室外面，爆发起了一场校园内从未有过的一场嘶叫，群殴。
拥护任一民的师生冲进了办公室。几个人抱起了奄奄一息的任一民，在一个老师的指导下，迅速地把任一民抬走，赶往医院救治；另一些人夺取了打人者手中的棍棒，用严厉的眼睛逼视着打人者后退，而武艺却不服地大叫着：
“你们，你们要做什么？快打110报警，快，快……”
他一边嚷嚷着，一边颓丧地倒在椅子上。
任一民被几个师生送进了医院。
医院的大夫一听是让“工作组”打伤的，说什么也不给检查、上药了，说怕*烧身啊，医院只给革命者看病拿药，这是红色革命的医院，绝不能给那些“反革命”的人看病治伤，无论多么严重。气得任一民的同学，老师直跺脚。
任一民的好朋友说：“送部队医院吧，部队的首长认识任一民，让他帮忙是没问题的。”
大家一听，确实有理，又把任一民抬到车上，直奔部队医院，想不到在急救室外面却碰到从病房出来，准备再给妈妈打开水的国霞。任一民的同学看到国霞，心中大喜，忙说：
“学姐，快来，任一民被打伤了。”
国霞此时正担心任一民的情况，不知怎么样了，准备打了开水后，就去给李雨荷打电话，问清情况，不料在此却碰到了送任一民来治伤的同学。
她忙着把开水送入妈妈的病房，让在房内的弟弟、保姆先照顾母亲，她箭步如飞一样奔向急救室。
任一民仍在昏迷中，护士正在擦拭他脸上的血迹，国霞见状，一下子扑在任一民身上，大喊着：
“你怎么成了这样啊？”
护士停住了工作，抬头看了她一眼问：
“你是他什么人？”
“我是他的女朋友。”
“噢，好的，你放心吧，他只是外伤，刚才打了麻醉，缝合后就会醒过来，我知道你是首长的女儿，我们会尽力的。”
国霞闻听此话，才放下心来，止住了哭喊声，慢慢站起来，靠在边上，看着护士继续的擦拭伤口，这时，她才发现一民的头发全被剪掉了，露出一条约五厘米左右的一条伤口。
在国霞的照顾下，任一民的伤得到非常好的医治，总算是没有留下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