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离开温州回到上海以后，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为黯淡的时刻。三十多年后，她在美国写《小团圆》的时候，笔端仍然流露出凄凉，说“那痛苦像火车一样轰隆轰隆一天到晚开着，日夜之间没有一点空隙”。
张爱玲这种转世为人的悲切与凄凉，又好像是把魂丢在了温州。一柄伞撑开在阳台上，是在那里晾干了一直就忘记了收，她每每见了这柄伞便觉得刺心，想起自己在雨中撑着这柄伞坐船离开温州的情形，忍不住眼里含着泪，她别过了脸不忍再看——然而这柄伞一再地忘记了收。
回到上海以后，只要她走在马路上听见店家播出的京剧，唱须生的声音非常像胡兰成，她立刻眼睛里就有泪水涌出。
在饭桌上吃饭，张爱玲又想起胡兰成寄人篱下，在斯家亲戚的大圆桌旁蹭饭吃，立刻自己吃什么东西都索然无味。
她没有当姑姑面哭，但是姑姑也知道张爱玲的状况，劝她说这样下去是会撑不住的。
姑侄俩只要说起与胡兰成的种种扯不断的线系，姑姑就默然，而后又不断地叹气道：“他也是太滥了。”
吃不下饭，张爱玲有两个月就是靠喝美国大兵的罐头西柚汁维持着营养。
有一天，张爱玲在街上的橱窗里看见一个又老又瘦的女人迎面走来——哦，原来是自己！
她在此时的很多举动，我们只能理解为：一个感情受挫的女人出于绝望的行为。
就在此前不久，张爱玲和苏青一起接受《杂志》记者采访时，她还对自己的婚恋感觉幸福、信心满满：
“我一直在想，男人的年龄应该大十岁甚至十岁以上，大多一点无所谓，我总觉得女人应该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我们现在再重新回味这话，看似平淡，里面其实透露着许多快乐。
——出名要趁早啊，嫁人也要别具一格哦。
可惜，这两样恰恰在很短的时间里证明都错了！
张爱玲她也朦胧地感觉到：这一次的温州分别将会不会是他们的永别。
今生她只怕不会再见到这个男人了，在离开温州船舷上她的眼泪是为了这段夭折在风雨浊浪中的爱情，也是为了她自己。因为，她的心里知道，这以后她真的从此就萎谢了。这时候的张爱玲便如一朵月兑水的鲜花，迅速地憔悴了。
从前，张爱玲爱上他的时候，满心满眼都是他，还有等待、犹豫、伤心、担忧、怜惜……把心里都塞得满满的，几乎不胜重负。然而，如今决意把他放下，心里空空的，却比从前更加沉重。最终还是放不下他。
原来，爱他、想他、念他、忧他已经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与之呼吸共存。要她现在放下这一切，那不是让她窒息一样的可悲吗？？
在离开温州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爱玲与胡兰成一直还通着消息，但长信她再也不写了。
春天在窗外澌澌地流过去，她都没有在意。
青春在书桌旁澌澌地流过去，生命也在书桌旁澌澌地流过去，张爱玲，她坐在自己的书桌旁，可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与胡兰成婚姻的失败与感情的重创，使张爱玲懒于与外界交往的性格更进一步发展。
时代的变化也越来越使张爱玲感到陌生，那个她津津有味地探索和挖掘的民国时代，正如漏斗里的沙砾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点一点渗净。随之将要到来的世界，不仅是陌生的，也是张爱玲不谙政治的思维所无法想象的。这必然影响了她的创作。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呈滑坡趋势，倏地跌落下来。
自从1944年底胡兰成前往武汉之后，张爱玲的心里就开始承受着太多太多的东西。爱可以成全一个人，亦可以无形地剑刃戟伤着一个人，张爱玲似乎更属于后者。
这时候又正是胡兰成逃亡温州后与范秀美同居，张爱玲去看他后涕泣而返之后的半年，两人的感情基本已经走到了尽头。乱世岁月风飘雨打的感觉张爱玲算是渐渐地也体会到了。她以沉默来对待这一切，所有的郁闷、忧伤与凄凉她都只有往心里装，往心里埋葬，而很少形之于色。她的为人风格在发生着巨变。
1946年也是张爱玲完全辍笔的一年。外有舆论的压力，内有婚恋的绝望，对于一个刚刚从大学毕业才两三年的女子，生活中发生的这一切也实在是太过仓促、太让她措手不及了。
仅仅几年前，她还是一个对云片糕、冰激凌充满无限怀恋的少女，而现在她忽地又发现，自己再次被摔倒在赤果果的天底下了。她不得不一个人独自来承担着命运。
她的父亲，她的家庭已经很少再与她发生联系。弟弟张子静偶尔来看一看她，她也没有多少话和他说。张爱玲既然已经与父亲的家永断往来，而所爱的人又仅仅如幻影，她也就只好一个人在赤果果的天底下孤独地生活下去了，既然认定惟有内心才有完美，她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也逐渐地平和，逐渐少了挑剔与嘲讽。
胡兰成倒是曾经给过她安全感、稳定感，但是现在看来，那不过是一阵短暂的幻影，大难一至，他早逃之夭夭，根本不曾想到还要顾及她。乱世恋情，说穿了也不过是一些自私的男女偶尔拼凑在一起罢了。
她以前在小说里总是这样地叹息白流苏，现在轮到自己头上，却连叹息的精神都振作不起来了。
看透也罢，绝望也罢，生存的现实她总是要面对的。抗战一胜利，心绪寥落的张爱玲渐渐地发现自己文章的发表也变得困难起来。而她自从最初动笔在《二十世纪》的英文月刊开始，一直是以写作谋生。
这一发现无疑是一种她十几岁时常体会到的那种“惘惘的威胁”。
抗战胜利后，与日伪政府有暧昧关系的《杂志》月刊自动停刊，此时在上海代表严肃文学倾向的是《文艺复兴》刊物以及一些左派或亲近左派的刊物。
张爱玲一向不喜欢政治，对左派文坛素来敬而远之，少有往来。所以这几年来，一直用力推介她的《杂志》社刊自动停刊后，差不多也就意味着她与严肃文学界联系的中断。这对她的文学生涯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当然，按照常理，以她的才气，她的名气，是不难有别的杂志、出版社来主动将她罗致门下的，但她既然有所谓“文化汉奸”的嫌疑，一般报纸、杂志还是谨慎地与她保持着距离。这一点可有苏青的遭遇作为佐证。
苏青在文章里提起，曾经有大报拟请她去编副刊，但是又吞吞吐吐想让她改个笔名，苏青觉得换笔名恰恰是“心虚”的表现，她又有什么可心虚的呢？结果双方没有谈成。依照张爱玲的知名度，她可能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不过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两三年间她的心态迅速走向悲切与凄凉。她原来就不爱多说话，现在就更趋于孤独静默，使几年前她的唯美追求完全转入内心。
这段沉默时间贯串1946年整整一年还有余。迟至1947年4月，她才在文坛上再次露面。
1946年这一年，是张爱玲最凄凉的一年，也是张爱玲最沉默的一年，便在这时候，母亲黄逸梵第三次回国来了。
母亲回国的那天，又是一个雨天，张爱玲和姑姑、还有表哥一起去码头接母亲，当船停靠到码头后，张爱玲看到母亲颤巍巍地走下舷梯，就好像从乌云里走下来的一个人，母亲穿着黑色的衣裳，戴着墨镜，整个人都被一种黑色的云雾笼罩着，比女儿还要瘦，还要憔悴。
姑姑张茂渊先迎上去，搀住黄逸梵的一条胳膊，怜悯地说：“啊哟，好惨！瘦得哟！”母亲的憔悴与消瘦令她默然。
张爱玲站在一旁不做声，可是眼圈一层层地红了。然后，她走过去和母亲拥抱，她们俩都是默默地流泪——她们都失去了心爱的男人。
黄逸梵带回数十只箱子，里面大多是皮件。她同美国的男友维葛斯托夫一起去新加坡，本来是要在新加坡做皮货生意的，然而维葛斯托夫不幸死在新加坡的炮火中。男友死后母亲她独自一人在新加坡苦撑着。
母亲说她为了生存，后来又去了印度，她在印尼还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是尼赫鲁姐姐的秘书。（尼赫鲁，印度独立后，首任印度总理。）
母亲的回来使张爱玲的精神受到刺激，母亲的婚姻虽然不幸，但她还有一儿一女。而她自己的婚姻比母亲的婚姻结束得还要快，不但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纪念的东西，反而使她在社会舆论上饱受打击，看见了母亲现在的模样，看见了母亲的落魄，她便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既然命运已经这样了，她便只有认命了。
黄逸梵她们一行一边走，一边说，一边哭。张爱玲听着，心惊意动——无论怎么说，自己爱的那个人还活着，这便比什么都好。她忽然便原谅了他。也许，她从来就没有怪过他，只是一直在等待自己给自己一个原谅他的理由。
母亲回来不久，大约是在1948年，母亲就又回英国处理男友维葛斯托夫在英国的遗产去了，这一去，母亲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病死在英国。谁知张爱玲这次与母亲的相见就是最后一次相见。
《红楼梦》是怎么来的？——有一天，“轰”的一声，支撑着天穹的极柱倒了一根，于是天塌下来，地陷下去，谁也承载不了谁，谁也覆盖不了谁。天也不肯再“罩”着地了，地也不肯再“顶”着天，一切都乱了，火浆翻涌，民不聊生，天碎了，地破了，都疼得很，灰飞烟灭，生灵涂炭。女娲看不下去了，于烈火如浆中炼就五色石，将天一块块补齐。补好了，却多出了一块石头出来，随手扔弃——世间便这样多了一部《石头记》出来。
如今张爱玲的天空也塌了一块，也黑暗，也翻滚，也疼痛，可是谁会替她补呢？她自己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胸膛空荡荡的一个洞，兀自流血，却无人理会，惟有自己一手拿针，一手引线地将自己千苍百孔的胸膛缝补起来——补好了又怎样，仍然是一颗“伤”了的心。
母亲先是住在国际饭店，她也知道了自己的女儿已经成名，而且因为一个不名誉的婚姻，现在身处尴尬境地。她对女儿是寄予了希望的，她不希望女儿陷入感情中而误了自己的前程。因此，这一段时间，张爱玲都是陪着母亲聊天来着，反正写作也没有什么心思，外面的小报还在纠缠着她和胡兰成的关系，不写作她便就整理一下这几年的新的手稿，准备再重新出版《传奇》增订本。
这一段时间，由于母亲的回来，由于母亲又在她的身边，为了母亲，张爱玲不得不振作自己，努力地让自己从灰暗的情绪里走出来。
这一段时期，也是张爱玲在创作上处于一片的空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