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被张爱玲预测到“更大的破坏”已经到来。
抗战胜利后，因为日伪政府接收上海带来的寂静混乱和政治迷茫，使上海陷入了空前的混乱状态中。内战的枪声又连续了八年的抗日炮响，无休止的战争，使一度欢庆战争结束、对和平生活充满希望的人们的心上重新又罩上了一层迷雾。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发生在国土沦陷的战乱岁月。因胡兰成的政治身份，张爱玲的面目从此便蒙上了一层暧昧不清的迷雾。
抗战胜利时，在报刊上也有文章对张爱玲抨击。但张爱玲自身是笃定的，正如她当初选择胡兰成就没有从政治上考虑一样，最后于胡兰成分手也是因为胡兰成的移情别恋和性情浮华。
就在张爱玲承受内心巨大情感波澜的同时，也承受了上海舆论界的一场大风暴。这时，对张爱玲来说，是她的一个突如其来的拐点。
抗战胜利后，民众被压抑许久的对敌伪的仇恨爆发出来，其表现之一，就是舆论对上海沦陷时期所有汉奸卖国行为的声讨。
民意表达的主要渠道，是市面上林林总总的报刊，尤其是小报。那个时候，报纸上天天都在点一些人的名，斥之为“漏网汉奸“，要求政府惩办。
张爱玲也在被点名之列。
当初关爱张爱玲的前辈们，如：柯灵、郑振铎和傅雷先生他们的担心，不幸言中。
由于张爱玲当初在《杂志》、《古今》这样一些背景复杂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在沦陷时期黯淡的上海文坛不可思议地蹿红，还参加过《杂志》社为捧红她而举办的一些公开活动，这些当初的“幸运“，现在都成了她洗不掉的污点。
当然在敌伪时期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多矣，并没有人人都遭到清算，但是张爱玲是由日伪的《杂志》出版社捧红的作家，太过惹眼，因此也就首当其冲遭到“清算”。
以现在知道的情况看，《杂志》是个“白皮红心萝卜”，是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的掩护机关，作为它的骨干作者也算不得什么问题，但真相是多年以后才解密的，当时的民众不可能知道这一层地下党的关系。
而最成问题的，还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关系。
中国古代讲“株连九族”，在传统的思维习惯中，坏人的家属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所以声讨“文化汉奸”胡兰成，株连到家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舆论来势汹汹，言辞颇不客气。
据张爱玲的张学专家陈子善先生的文章说：“1946年年末上海大时代书社出版的一本《女汉奸丑史》，另一本是《女汉奸脸谱》，不约而同地、明明白白地把张爱玲和与李香兰（日本女演员）、陈璧君（汪精卫之妻）、杨淑慧（周佛海之妻）、莫国康（陈公博外室）、佘爱珍（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之妻，后在日本与胡兰成结婚）、川岛芳子等大小‘女汉奸’相提并论。
这两本书里，关于张爱玲的一章，连标题都像同胞兄弟。一个是咒骂“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之妾”，另一个是“‘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
这两本书里不但指责她是“文化汉奸”，还含沙射影地指责张爱玲是“海上文妖”、“汉奸之妾”，说她在《杂志》、《天地》、《古今》、《新中国报》这些汉奸报刊上发表许多作品，还多次参加各种亲日活动。
更有甚者，1946年3月30日上海《海派》周刊，以及其他的报纸上有人公然刊出了《张爱玲做吉普女郎》的新闻，发表这篇文章署名的是一个叫“爱读”的作者。文章写道：“前些日子，有人看见张爱玲浓妆艳抹，坐在吉普车上。也有人看见她挽住一个美国军官，在大光明看电影。”
不知真相的人，一定以为她也做了吉普女郎了（当时为了抗日，有大量的美军驻扎在上海，特别是美国空军飞虎队的官兵们活跃在上海）。其实，这里所提到的“吉普女郎”，是指那些专门与在华美军士兵勾搭的女人。像她这么高傲，高雅，高贵的女作家怎么会去做这个“吉普女郎”？？打死我，我也不相信。退一万步来说，张爱玲的英文那么流利的一位作家，就是有一两个美国军官做朋友又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呢？
语言暴力，蜚短流长，落井下石，无中生有地凭空捏造，真是耸人听闻。杀伤力甚为巨大。
尽管不久前整个上海的市民都还在欣赏着张爱玲的小说，现在此时此刻怕也在津津乐道看着张爱玲的身败名裂。
——万马齐喑的时代，唯你张爱玲一个人恣意张扬，唯你张爱玲红透半边天，你凭什么呀？
现在人们要出气了，张爱玲不过是这种情绪的承受者罢了。
她不是“汉奸”，她也没有任何卖国行为，当局并没有将她诉诸法律——这就说明了一切。可是，这都无法让她避免深陷舆论的漩涡。
还有人因为她与胡兰成的关系，攻击她的私生活（落脚点还是在“汉奸”二字）。然而与此种种，她只有沉默，对所有这一切，她已经无力反驳，并且保持了一贯的冷漠。她没有做文为自己辩驳。
《杂志》等刊物停刊后，在上海，代表主流的是《文艺复兴》这样的纯文学派刊物，张爱玲素与他们不相往来，因此失去了“话语渠道”。另外，一时也没有哪个杂志有胆量、或者肯下气力为她辩白。
张爱玲在沉默中。
对张爱玲这段时间的心态，很多张学作家都进行了渲染，无非是描述着张爱玲的苦闷、消沉、挫折感。其实并非如此。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是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
与胡兰成的关系不确定，以及舆论界的不利形势，都使她认为，搁笔一段时间，是眼下最好的选择。
但是，对一件事，她觉得涉及到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再缄默，于是公开作了一次为宜的自我申辩。事情缘于有人把一条老新闻翻了出来，说张爱玲曾经去东京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这件事使得张爱玲必须要为自己辩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