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1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由马文森主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的一书正式打响了清算“文化汉奸”的战争，张爱玲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潘柳黛、谭正壁等16位作家名列其上，书中例举了张爱玲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强烈指责张爱玲在《杂志》、《新中国报》、《天地》、《古今》、《苦竹》等“汉奸”杂志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例如1945年7月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的亲日活动，更为严重的是说她出席了日本人1944年11月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这一次，她不想再沉默了。张爱玲在自己的《传奇增订本》里的序言里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写了较为直白、有力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序言来为自己辩白，这个辩白就是山河出版社龚之方为她重新出版的《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张爱玲在序言里写道：
“我自己从来没想需要辩白，但是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乘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我的名字去掉。”
这“莫名其妙”用得很好，至少说明了两点，一点张爱玲主观上想以此表明文化汉奸强加于她简直就是“莫须有”；二是她对人们给她带的这点帽子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照她想来，“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而日本人主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自己也没有参加。
对于这些，张爱玲似乎都不懂，张爱玲在《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还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白，在这篇序言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张爱玲还辩白道：
“至于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到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的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情本来就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
这里明显地反映了张爱玲对政治是幼稚的，似乎“觉悟”不是很高。至于与胡兰成结为夫妻，张爱玲认为那是个人的私生活，牵扯不到我是否汉奸嫌疑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真的是一个政治幼儿。
张爱玲以个人私生活不容侵犯为挡箭牌来抵挡众人对她的指责是可笑的。私生活进入公众的视野，往低里说是公众人物为成为公众人物所必做的牺牲，往高里说是公众人物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不仅应当满足大众趣味娱乐心理要求，而且从公众人物对社会的影响面考虑，作为最能反映个人品行的私生活，也应当接受社会的监督与评判。这就是张爱玲幼稚的悲剧。
关于“文化汉奸”，张爱玲认为唯一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日伪政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给张爱玲发来邀请，她辞谢了，但是报纸上发表的出席人的名单中未将她删去。所以，照张爱玲自己如此推来，把她列为“文化汉奸”，是不是与此事有关？不是诬陷，就是误解。
张爱玲继续在自己的序言里《有几句话同读者说》里辩白说：
“我所以一直缄默着。同时我也实在不愿意耗费时间与精神去打笔墨官司，徒然搅乱心思，耽误了正当的工作。但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所以在我的《传奇增订本》小说集重印的时候写了这样一段作为序言，反正只要读者知道就行了。……”云云。
张爱玲在她重新出版的《传奇增订本》出版发行的时候，在序言里，她为自己讲的这些话，为自己的“文化汉奸”做了辩白。（这是不是受了苏青为自己辩白的影响，还有受了潘柳黛为自己辩白的影响。我想这些因素都有。）
其实这里她已经懒得再说什么。当风暴来临，飞沙走石，歪批错评当然不会少。张爱玲即怀着敌对的情绪，想从中找出一些不实所之词来反驳当然不是难事。但既然抱着私生活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为何不就以此为由一言以蔽之？那样岂不省力又省心？所以当一个人的内心并非真的无懈可击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多半也就并不真的坚硬有力。
张爱玲在这篇序言《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辩解文中没有就她在日伪时期参加的日伪组织的文化活动以及自己为日伪报刊杂志卖文卖字的活跃行径加以辩解，而那些其实就是她受人诟骂的原因之一。
比如：我们知道的她多次亮相日伪报刊组织的活动，什么座谈会、茶会、纳凉会、聚谈会，张爱玲又是这些活动的主要人物或是中心人物，活动后日伪的宣传着墨极多，从张爱玲的身材到衣着，从张爱玲的情绪到态度，从张爱玲的发言内容，到张爱玲的谈吐优雅，当局日伪的文化宣传都描绘的细致生动；何况参加的人员有日本影星李香兰、日本文化官员松本、以及川喜多长政等等。虽然单以参加这类活动并不能就定下汉奸罪，但张爱玲时常悠然自得或花枝招展地出现在各种活动以及日伪那群人中，给在日伪统治下小心而艰难度日的老百姓的印象当然不会好。遭到谩骂是自然的事情了，无可厚非。
在这场舆论的漩涡中，与张爱玲一起受到指责最多的，还有苏青、潘柳黛等一批在沦陷期间走红的女作家。
舆论对苏青的攻击就更加厉害了，大家认定她是陈公博的情妇，还有人说：“敌人投降了，抗战胜利了，苏青哭了三天三夜。”
在《传奇增订本》的序言里《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张爱玲只顾洗刷自己，一句“我……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这句话苏青见了心里一定不舒服，因为苏青是拿过日伪政府的津贴的。
苏青曾在上海市伪市长陈公博的安排下，做了伪市政府秘书处专员，陈公博许以每月千元薪水。两三个月后陈公博又说女人搞政治不合适，让苏青辞职，而薪水照发。由此可见，苏青在亲日这方面比张爱玲走得远。
苏青也写了一篇《关于我》的辩白书，她在此文中写道：“关于我的一切，其实是无须向人申诉的……”，与张爱玲所说“私人的事情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的意思貌似相仿，但两个人的本意有很大差别。
张爱玲是言行一致，她的确从不向大众剖白，也不大习惯，所以行文略说几句就此打住，其实是真的不高兴多说什么，这就是高傲的张爱玲的作风。
苏青则不然，她有倾诉的需要，而且惯于倾诉：她的长篇小说如《结婚十年》、《续》、《歧途佳人》等都是自传体、纪实性很强。
而张爱玲的长短篇小说虽然有不少也都“各有其本”，但提炼、变形得厉害。
所以苏青的《关于我》的辩白要比张爱玲的《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辩白篇幅长许多许多，在《关于我》这篇辩白文章里，苏青详细回顾了自己当初为何走上写作之路，写作成名的过程，写作的动机，出书的经历，将社会上对她的责骂排列分类，条分缕析，逐一，或解释、或驳斥。苏青还写了家庭的破裂、丈夫的不负责任，以及为了养育几个孩子的辛苦，一五一十，向读者交代的清清楚楚，显得态度较为诚恳。
我们来看看苏青的辩白词：
“是的，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什么打倒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高兴喊口号的。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于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苏青的论辩逻辑当然有问题，但是关键是她以眼还眼的凌厉态度。她声称：那些攻击自己的人，即使用了笔名，她也知道是谁，这其中有人比她还要有“落水”嫌疑，还有的干脆就是想把她骂倒，好赖掉所欠他的书款，等等。
苏青这种以攻为守的办法，还真的是让一些人住了嘴。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有人提起“文化汉奸”四字，苏青就对“文化汉奸”四字大动肝火。因为苏青在孤岛时期风头之健不下于张爱玲，而且的确和日伪有辩白不清的关系，要说“文化汉奸”也不无道理。
张爱玲没有苏青这样的激烈，也没有苏青那样的有“战斗的心情”。因为这时正痛苦着与胡兰成的婚姻。不仅如此，张爱玲还经常收到胡兰成的来信，胡兰成的信中经常还掺杂的轻佻戏玩的语气，令她格外难受。她还得仍旧给他寄衣寄物寄钱。
在苏青心里，若将她在抗战中的境遇与张爱玲相比，可能自己会感到很委屈。张爱玲写作固然也是为了生计，而生活负担的轻重与苏青是不可比的。张爱玲可以像对待鹦哥一般地调养自己，而苏青则除了管子女、管母亲、管弟妹以及还要管亲戚的生活外，甚至还要管前夫的生活。
精神上，张爱玲还曾有过“倾城之恋”的快乐，而苏青则只有“娜拉”的痛苦。当苏青与张爱玲如同双星般在黯淡的上海文坛夜空冉冉升起时，隐居在沪的一些文学界的老前辈和“可尊敬的”文学界人士都纷纷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却独对苏青视而不见。
许是因为苏青的才气不那么逼人，而小说写得又没有张爱玲那么精致的缘故，苏青就没有这么多文化界长者关心。虽然张爱玲与苏青撰文之初主要都是为果月复，但苏青没有张爱玲“出名要趁早呀”那样的强烈意识。
潘柳黛此时同样受到“文化汉奸”的质疑，她在她的《退职夫人自传》中，也曾提到重庆人办的报纸上编了整版的“扫妖特辑”，潘柳黛在这场清算“文化汉奸”的运动中受到了的冲击也不亚于张爱玲和苏青。
潘柳黛在自己的文章中抗议、态度强硬地辩白说：“我固然是沦陷区活过来的老百姓，然而我在沦陷时活得那么悲苦，可怜，我是苟延残踹的挣扎着活到现在；而现在，就连苟延残踹也不让我活了。我真想去对谁控诉，假如我有祸国殃民的罪行，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到有司去检举我，假如我没有祸国殃民的罪行，那么就应该停止了无聊的谩骂，使我还能凭我的能力生存下去。那些唱着高调的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因为他们还不至于‘饿死’，所以才乐得冠名堂皇唱这种高调。”
她们都特别强调：她们是守住了底线——虽然“卖文”，但没有“媚日”。
张爱玲其实也守住了底线，可是她没有进行高调反驳，因为她有软肋——那两位女同行，不管怎样，并没有嫁给一个汉奸。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沦陷期间的上海文人只要在写的，都遭到背负“文化汉奸”名声的谩骂。其实潘柳黛的这段话，也可以代表张爱玲、苏青、以及在上海沦陷期文人的处境与心声。而潘柳黛在这不久之后偷偷地离开了上海前往香港定居。不难看出潘柳黛对政治的敏锐，使她逃月兑了解放以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
张爱玲与苏青在抗战胜利后的年代都遭到了最严厉的谩骂与侮辱，这时候她们毕竟都还没有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