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中女郎
美国盖伊尔福特曼著
我从来不曾料想到这个故事要写出来。我是个性格非常内向的人，认为一旦有什么不愉快应该藏在心里，最忌讳随便谈论它。
但是当我经历病痛，获得新生，我的生命、我的健康，经历了这么恐怖的苦难之后才明白：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记录下来，可以帮助那些同样面对折磨的人们。
公开个人隐私是我有生以来最困难的抉择，但是，我认为这不是需要我沉默和节制的时刻。
于是，一个冬天的早晨，就在电脑前坐下来，把我自己的这个故事打印成文。
遇见大卫.雷特并坠入爱河确认为终身伴侣正是我20多岁的青春妙龄。他长得清瘦、白晰，短而微红的胡子，头发有点谢顶，性格内向，十分可爱，似乎与他的优秀品质有点不那么协调。他是英国人，可是他的行为完全不像英国人，那时他已经获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项奖学金，我也是那所大学的学生。
他爱美国，但三年后又回到伦敦研究法律，我跟着他完成了法国文学硕士学位，在法国教了一年英语，然后我们便结了婚。我爱我们伦敦的生活，爱那里的亲朋好友，爱那里的剧院、公园以及那里的历史。
1985年秋天，我们共同生活了13年之后回到美国，大卫在那里为他的律师事务所开了一家美国前哨公司。像我同辈的许多女人那样，我一直推迟要孩子。这种延误明显造成痛苦的结果。到了三十多岁我们才决定要孩子，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那些年我有多蠢，”这是我带着歉意反复对丈夫说的话：“八年前，甚至十年前试一试就好了。”
“生孩子是两人的事儿，”他安慰我说，“我们俩都很傻。假如，我们见识广些；假如我们学习和工作没有那么努力，或许已经有好多孩子了。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吧！”
我们的确尽了力。经过妇科专家的诊治及荷尔蒙的治疗，1991年我终于发现自己怀了孕，那年我已经39岁。最初八个月，是一段意想不到的令人愉快的时光，朋友们说我散发着女人孕育新生命的光辉。我的身子里正在成长着一个新人。但没有意识到在这果实累累的几个月里，身体上还生长着另一种东西，它的细胞飞快地繁殖，十分可怕。
我11岁那年母亲得了癌，她去世的时候我才15岁。由于这个原因，我经常对进行仔细的自我检查，由于沉浸在怀孕的喜悦之中，有不少日子没有这种自我检查了。
直到怀孕33周时才发现有个肿块。尽管只是一个小肿块，第二周星期一见到医生劳里娅.戈德斯坦，我还是写了张纸条，把情况告诉了她。
劳里娅检查了肿块之后说：“盖丽，这或许是乳管堵塞。”但她又叫同事贝克.勃赖特曼过来看看。为了减少放射治疗的伤害，通常孕妇是不能做胸部早期X光测定的。可是两位医生说，由于我的家庭病史，假如我愿意，他们认为可以做一下超声波检查。
我知道有些妇女对于她们的母亲死于癌采取畏惧、掩盖的态度，而另外一些人——当然也包括我，试图通过承认事实的态度，留在这痛苦的绝境中。很久以前，我就做出决定，假如真的患上恶性肿瘤，我就会尽快地把它处理掉。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产科医生，表示愿意去见他们的朋友放射医生米米。经过技术人员拍片之后把片子拿给医生看，我正忙着检查自己的汽车，也在端详着自己镜中的脸。
亲戚和朋友们老是说，母亲的三个女儿当中我最像她。有时候我回忆，一位姑娘见到她被癌杀害时，我有过什么感觉。病后假如见过她一眼，就忘不了她的脸，忘不了她的倦态。当我仔细地审视镜中自己的身影时，似乎这就是她的影子。
我发现过去了很长时间，却没有一个人回来，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焦虑之情。突然，好像有两个女人与我在一起。米米说，她需要取些细胞进行分析。几天之后，我刚回到杂志社的电脑前面，电话铃就响了。电话是劳里娅打来的，她是我的产科医生。
“我知道你喜欢我告诉你真相，盖丽，”她说，“细胞是恶性的。”
我有点晕头转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听到末尾已经泣不成声了。劳里娅说，她可以电话通知大卫叫我们立即去她的办公室。
离开办公室时，我似乎感到时钟已经停止，时间已经凝固。我还担心，是否把癌症传给了婴儿。
再过了两周，我的产假就要开始了，我担心是否真的需要这个产假。
你还有机会
劳里娅安排我们坐定之后告诉我们，她已经和同事们交流过，还在电话里与一位著名的癌科医生讨论过，他决定今天傍晚为我确诊，不过首先我得去米米的办公室做一次X光测定。
再说，因为多数癌的形成需要雌激素，而我怀孕的身体其实是一个雌激素的工厂，产科医生认为，正是这些荷尔蒙使癌症以非常快的速度大起来。要尽量使孩子早点出生，以便能继续接受治疗。最佳的方案是接受引产。
我明白，必须清醒地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是此刻，我被压抑得如此严重，以致于变得欲言无声。
19年共同生活之后，大卫知道我此时想说些什么。他代我说：“婴儿还有五个星期，恐怕不行吧！有什么危险吗？”他又严肃地提出，“婴儿也会得癌症吗？”
劳里娅像平常一样说得很坦诚：“不会有问题的。婴儿肯定不会那样。”早期转移的危险非常低，35星期的婴儿将会顺利降生。
傍晚，大卫陪着我在米米的办公室里做X光检查。我在一间小房间里等着，一位陌生的技师进来。我感到自己像一个畸形的怪物，以后几天将在这里进进出出。我是一个孕妇，也是一名乳癌患者，真不能使我相信。
眼泪像泉水一样喷涌，洗刷着我的脸。技师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我：“没关系，宝贝，”她说，“你还有很大的希望。我的表妹有两个小孩，但是她和丈夫在一次汽车事故中丧生了。他们没有机会了，而你要记住，你是有机会的。”
五点正，大卫和我到达胸外科医生的办公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怎么会在这个蒙特西奈医院里、在这样大的教育医院里预订了一间产房。
胸外科医生斯蒂文.布朗出来把我们接了进去。他秃头，稀疏的黑色短髭和那种经常超负荷工作的苍白脸色。他用柔和的声调开始说：“米米的分析是正确的。”他还警告，“癌肿块的范围不会受到限止。”他拿起X光片，指着上面的白色斑点说，“这些钙化点，可以看出是恶性细胞。看上去的好几个部位都有癌块，也就是说，癌细胞可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健康组织。
斯蒂文说，我分娩之后，他还要等待几天，让我身体复元，然后进行活体检查。检查的结果将有助于确诊，假如扩散的组织有限，则做部分切除，否则，就要做全切除。
他询问了我的怀孕情况。我告诉他关于我们怀孕的困难过程，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怎样服用过荷尔蒙。
他还询问了我母亲的病史。
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感到母亲的影子又一次笼罩着我。在她作为我母亲的岁月里，我对女人所知甚少，对于她的癌症知道得太晚，甚至更少。父母还尽力对我们隐瞒病情。
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当她发现肿块，被家庭医生送到专科医生那里，专科医生告诉她可能患有癌。我还能记得那一天，因为父母回到家就把我们孩子都赶到门外，只留他们俩在屋内，我们可以听到母亲的哭泣。
她接受不了专家的结论，便去找另外的医生再次诊断，那是一位费城著名医院的名医。他告诉母亲她的肿瘤不是恶性的，只要定期引流即可。一年之后，母亲又来到他的办公室复查。但是他错了，一直拖到晚期，他才向母亲表示歉意。
大卫和我离开斯蒂文的办公室的时间已过七点。我们和医生们一起呆了五个小时，几乎一整天，而且，他们的谈话使我们精疲力竭。
回家之后，我们坐在客厅里，相对无语。这里，与我们生命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几乎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爱的巨大力量
大卫和我正在讨论有多少事情需要做，突然，医院方面要我在72小时之内去那里把孩子生下来，我们却一点准备也没有。
除此之外，我们最害怕的是打电话。得让人知道啊！怎样把这件事告诉姐妹——沙提和维克？我的癌症加上母亲的癌症意味着她们自己也更加危险。更糟的是，怎样对父亲说呢？我害怕拨动记忆的琴弦，它会发出可怕的声响，让人想起那些恐怖的岁月。
因为母亲是父亲最亲密的朋友，事业上的知己，也是他的妻子，所以母亲真的患上癌症之后，他简直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父亲伤心得简直支撑不下去，加上在生意上又碰到了经济问题，他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经常干到深夜。他必须停下来，离家一段时间。
由于姐姐离家去大学读书，留下我照看比我小八岁的妹妹维克。在父母的房间里母亲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不会说话，几乎认不出我们。在白色的大床上，她好像一天比一天在缩小。
再说大卫，他也得告诉他远在英格兰的家人。他们也都了解癌的痛苦。大卫弟弟凯赛的第一位妻子伯特也是患这种病于34岁去世的。
直到深夜，我们才向家里打电话，因为我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实在难以启齿。母亲的叮嘱好像重现在脑海里：“不要把麻烦事儿告诉他人。”但是现在已经不能不说了。
第一个电话打给姐姐沙提。她说：“你好，盖丽，怀着的孩子怎么样？”
我从喉头强挤出话来：“|孩子很好，母亲却不行了。喂，我原本不想让你担心，可是，十多天前，我发现了一个肿块。今天医生说这是癌。星期天，我打算去住院。”
如果她哭了，我会觉得惊讶，她却没有哭，只沉默不语，犹如多年前我从电话里听到母亲死亡的消息时一样的沉默。我试图多讲几句，打破这种僵局，我告诉了她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
“盖丽，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
“请你别来。”我说，“现在你就做一件事，算是帮我的大忙了：打电话给维克，告诉她我明天与她谈。”
大卫的姐姐——黛安娜住在英格兰，我们给她通了电话。眼下我丈夫感到很痛苦，需要姐姐精神上的安慰。以前，弟弟凯赛的妻子确诊为癌时，也是姐姐给予宗教方面的安慰，使其得以复元。
大卫和我希望黛安娜给予特殊的帮助，因为她的孩子已经长大，而我姐妹的孩子尚幼。我们希望她来纽约帮助我们走出困境。
大卫和黛安娜谈了一会儿，然后，丈夫把话筒交给我。“哦，盖丽。”黛安娜说，“我知道，你挺得住，大卫是那样爱你。你一定要闯过去，我会尽力而为的，我们都在为你祈祷。”
那天晚上，决定给父亲挂个电话，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担心的电话了。
“什么？你在说啥？”这就是他听到这个消息的回答。爸爸已经年迈，单侧耳朵已聋。在我的脑海里似乎可以见到一位老人：他个子瘦小，腰弯背驼，胳膊和双手却十分有力，波浪形的白发，短髭，眼镜后面的眼睛缓慢而又疑疑惑惑地眨着。
“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呢？”他说，“是些啥医生？你确实了解他们？你知道，这是你母亲的病，或许他们搞错了！”
“爸爸，他们都是不错的医生，”我答道，“诊断是毫无疑义的，唯一的问题是他们怎样治疗，手术需要切除多少？”
“天哪！真要命！这怎么活啊！为什么？你的母亲，现在又是你。你知道吗，我爱你。”
“当然，我知道你的心意，我也爱你。”
挂上电话后，我走进卧室，急忙从书架上抽出一只细长的小包，这是只我走到哪里便带到那里的小包，多年前，从费城带到这里。细心地打开那本大相册，相册中珍藏着许多黑白小照片。
照片中的父母对着我微笑，小两口子的头发乌黑发亮，还有两对笑眼。那张1941年拍的照片中，我们姐妹三人刚出世。我凝视着父母年轻的脸，尽管他们曾经是这样，或许可能是这样，我感受到了巨大的悲哀和无限的爱意。
男人的累赘
三天之后，星期天傍晚6点钟，我们去赛纳山医院。
在出租车里丈夫转过头来说：“我们需要分步做，如果所有的事同时开始就会失败。婴儿出生之后，就安排做活体检查、外科手术及病理检查等等。这就是以后几个星期我们要完成的事情。”
我坐在车子破旧的后座上无精打采，十分疲惫，拉着大卫的手像个孩子似的听他吩咐，相信他的力量能决定事情的成败。
在医院，乘电梯到达产妇楼，走进相隔的护士室，向值班护士查询我的名字。
“对不起，我们的入院登记上没有你的名字。”
我听见大卫婉言坚持说：“肯定有一张我妻子的记录，请您再找找。”
几个人在那里瞎磨蹭，其中一位金发的年轻女医生尖刻地说：“你懂不懂？你把来的夜晚搞错了。再说，她为什么要引产呢？”
丈夫很少大声说话，这次一切忿恨都爆发了出来：“因为我的妻子患了癌症才来这儿的，”他叫喊着，“是因为癌症，她得引产！”
尽管这儿也是医院，但是‘癌症’这个词儿在这层楼是听不到的。我悲痛地闭上了双眼。在场的每个人像儿童木偶玩具似的一动不动。
第一个恢复活动的是那位医生，她转过身去，一声不吭地溜走了。那名值班护士开始在柜台下面的纸堆里拼命地寻找。
“找到了，在这儿呢！”她边说边绕过写字台向我们走来，我感到她的手臂搂着我的肩膀：“真对不起，雷特夫人，请跟我来。万望您能谅解。”
她把我们领到3号产房，然后留下我们。大卫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们默默无言，尽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两位年轻护士过来给我测血压，进行检查。
大卫一直陪着，等她们忙完后说：“亲爱的，别担心，明天早晨我来看你。”我们拥抱之后他才离开。
当我单独躺在病床上，可以感觉到月复内婴儿在蠕动。虽然像大多数首次做母亲的人一样，我也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令人称奇的是，此时此刻我有点儿麻木，好像成了局外人，只希望阵痛早一点儿开始。
第二天即星期一早晨，进行了静脉药物注射，我的子宫开始收缩。整整一天我和大卫都听见车子推着产后的女人去母婴室，可是我却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星期二早晨，医生增加药的剂量，阵痛才慢慢地产生。下午，用药时间已经超过40小时。
星期二傍晚，似乎一切顺利。劳里娅穿着绿色的长外套出现在我前面，她刚才接生了另一名婴儿。大卫在我旁边徘徊，一位护士在病床和高级监视器中间不安地走动。
劳里娅叫我用力，经过两天半折腾的我感到非常疲劳。大卫叫道：“我见到婴儿的头了。”然后，我听到婴儿的哭声，还见到丈夫脸上流下两行热泪。
“您生了个男孩，一个小子。”劳里娅大声说。此时正是十月一日星期二。半夜零点差十分。经过50多小时的折腾，贝杰明.雷特终于出世了。
醒来的恐怖
劳里娅把儿子放在我的怀里，我听见他轻微的啼哭。那天晚上他给我带来了最简洁、最珍贵的礼物。他给了我们希望，把我们拖回到生活之中。
劳里娅轻松愉快地大笑着说：“他的个子挺高，重量是6磅8盎司，虽然看上去瘦一点儿，没有机会长肥，但还算不赖。”
次日，就在午饭前，他们把贝贝抱进来，大卫和我轮流抱着。他是那样细腻，那样脆弱。我觉得自己是那样笨拙，害怕做错什么，而他吸了点女乃瓶里的女乃便躺在我的怀里安静地睡着了。
星期四夜晚，睡意久久不会降临。次日，对癌要进行活体检查。这将决定我的身体应当切除多少，而医生考虑得更多的是：贝贝可以多长时间拥有母亲。
过不了多久，我就要转到医院的其他部门去活体检查了。我请大卫给我拿来一件他在英国旅行期间为我购买的宽大的印花衬衫。衬衫很美，玄色的底，开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花。夏天，我一直穿它，有了孩子的新生活，希望孩子在鲜花底下成长。
当我穿上衬衫，走到镜子面前，上下打量镜子中的自己，却感到自己被一种失去清白的悲哀笼罩着。
大卫和我又看了一眼育婴室里的贝贝，然后走过弯弯曲曲的长廊，到达放射室。
与大卫一起在斯蒂文.布郎的候诊区等待，我发觉自己的身体在颤抖。想到母亲也曾经被这样的病魔折磨，对我来说，至少活体检查的过程要好得多了。
母亲的年代做生理活检十分困难。她的医生决定给她做了切片活检。全部手术安排在1963年8月的一天进行。周围带着血的巨大包囊组织迅速送到病理测定室。那里发现是癌症，然后外科医生便决定切除两只。
那时候，这种手术称为‘一次性’手术：在病人麻醉下等待医生进行组织切片、生检、分析，决定手术范围。这种手术称为‘哈尔斯特切除术’。它把、淋巴、两边胸肌全部切除。女人的上身不再凸出，甚至不能说扁平，几乎有点内凹。这种手术做起来是那样容易，简直一眨眼便完成了。
麻醉还未完全消除，母亲睁开了眼睛，与他们的眼光对视。她举起左臂，什么感觉也没有。除了绷带之外身上什么也没有穿。她便开始尖叫。
胸外科的这种手术一直做到60年代末期。几个泼辣的女人向医生提出抗议，要求医生把生检和手术分开做。他们对这种毁容性手术的必要性提出质疑。
直至70年代初，医学界才始见改变，‘二步法’渐渐地进入临床。不但如此，‘根除术’让位给‘修正切除术’，使主要的胸肌以及女人的平直肌不受损害，而不会只剩下肋骨和皮肤了。我就受益于这种手术。
护士走进候诊区喊我的名字。大卫和我对视了一下，睁大眼睛。他向我点了点头，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我跟着护士穿过走廊。现在只有靠我自己了。
穿上医院的专用服装，走进手术室，斯蒂文已经在那里等候。“你好，盖丽。请你躺在手术台上，我们开始吧。”
我感到麻醉剂的针头扎进了，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热流，然后麻木了。斯蒂文开始切开皮肤，穿透脂肪和肌肉组织分离层层肌肉，深探到癌组织本身。手术进行了很长时间。
最后，斯蒂文直视着我的眼睛说：“我们立即把切片送病理冷冻室。在你离开之前，我们可以得到有关的报告。”
做完手术我穿上衣服，回到候诊室。大卫在那里，只见丈夫已经热泪盈眶。房间里还有其他人，我不便说什么。我们默默地坐在那里，手握着手，直到有个女人叫我的姓名。我们跟着她走进斯蒂文的办公室。
他看上去精疲力竭，他的脸像一张灰白色的假面具。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斯蒂文开始说：“病理室的报告已经出来，他们认为癌症已经扩散，盖丽，大卫，真遗憾，我们只得做切除了。”
像是对我说的话
回到家里，大卫给我泡上茶放在盘子上，还把收音机调到一个播放古典音乐的电台，然后，回到医院去抱回我们的儿子。
我听着音乐，顺手拿起新闻杂志，但是怎么也读不下去。服下去的止痛药使那些词儿在我的眼前飘浮。我便开始翻一本妇女杂志，杂志中尽是漂亮的脸蛋，美丽的服装，匀称的身段。内衣广告不堪入目，但又使你忍不住细细琢磨。我再次拿起它，迎面就是一则广告，它宣称：“你决不是你的母亲。”
突然，这些字母在我眼前飞舞，泪水顺着双颊流淌，我就让自己放声大哭起来。
在过去的几天里，我看着其他产妇穿戴好，包扎完日常用品，离开这层产妇楼，她们的怀里躺着宝贝蛋，身边的丈夫露出骄傲的神色。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回家，我在这里仅仅住了几天时间又要离开这儿，天知道回来时我将变成什么样子。
我感到有一种莫名的东西悬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悬在婴儿的生命上面，威胁着我们。但是，我得自己振作起来，我得为他活着。
最后，我听见楼下钥匙开锁的声音。不一会儿丈夫把儿子放在我的膝盖上。我坐在那里抱着他，直到他甜甜地睡去。
那个星期天，家里的人趁手术前的空隙来看望我，也来祝贺婴儿的诞生。我很害怕他们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但是不知何故，感情脆弱的家人们确实非常理解。他们轮流与我和大卫拥抱，对着襁褓里的婴儿微笑。
父亲向我挤过来，没有丝毫让我担心的神色。他和姐妹们带来了真诚的爱意。父亲非常细心，拥抱时没有用劲，只是抱得比平时长久一些而已。
那天，拍了许多照片，其中一张经常在我头脑中闪现：我们全在小房间里，父亲坐在沙发上，我就坐在他旁边的摇椅中，大大的眼镜掩盖了眼睛下的眼袋。沙提扒在我的上面，她却例外，表情十分炽热，只是欢笑中夹带点不自然。维克在右边，露出牙齿，大眼睛，靠在大卫身上。大卫把相机调到*档上，他不喜欢拍照，这次却例外，脸上尽量装得欢乐些。
当然，还有可爱的贝贝、在我膝上酣睡的贝贝。
还有一个人不在照片里，不过她还是与我们同在。她就在我儿子的基因中、在我们姐妹的基因中。的确，我的母亲在这张照片里，尽管她的影像没有出现。
中饭后贝贝午睡，父亲坐下来给我们谈起了母亲：“你们姐妹就是她的一切。她节衣缩食，把钱都花费在家里和生意中。我们从来没有假期，也不想去任何地方走走。在家里与女儿呆在一起是她最大的快乐，直到她去世。我想，她十分害怕得癌症，老与你们的外婆相比。”
我有意打断他的话：“爹，你在谈什么？”
“哦，你们是知道的，对吧？我想，过去给你讲过。你们的外婆戈尔迪也是患癌症死的，是肺癌。但是，这也怪，她的一生中从来没有抽过一支烟。”
翻阅癌症文学作品，我记得不少东西：“爹，那年月，胸部中的病都诊断为肺病，我们现在才知道，完全可能是癌。”
谈起母亲过去的事情，我们没有一个人哭出声来，虽然每双眼睛都含着泪花。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支撑着的，但是我们终于挺过来了，可能是为了这个婴儿，我们必须为他着想，贝贝拖着我们活了下来。
生死存亡之际
星期三，产科医生传过话来，我要由另一位大夫继续治疗。斯蒂文的秘书来电话说，因为大夫自己患病毒性感染，不知道能否再做手术。
我搁下电话，泪水夺眶而出。大卫在另一只电话机上听着，也放声大哭起来。对于斯蒂文的关心和热情我们深深地依恋着，突然，我们成了漂浮的船。
此时此刻的心境是我就诊以来的最低点，服用的全部的荷尔蒙正流过全身各处，手术的时间已经临近，我们必须立即摒弃各种杂念。
这一刻真是度时如年。电话铃终于再次响起，产科办公室的医生告诉我：“珍妮.皮特里克同意今天四点钟在斯隆堪特林见您。”
我做了一些去斯隆堪特林癌症中心的准备工作。首先，给贝贝喂女乃，当他扒在我的肩上，我拍打着他的背部使他打嗝时，竟发现他是一个多么细腻、漂亮的小家伙，还那么生气勃勃、那么吸引人。我喜欢他的气息，一种新生儿甜甜的气息。
雇来的护士从我手上把他抱走，大卫和我便搭上计程车去医院。
刚见面，珍妮医生给我印象很深。记得她红色的头发，精干的外表，乳白色的皮肤，医生大褂里面穿着大花的内衣。她身边还存在着一种没有废话的氛围。
她询问了有关病历，我又得从头到尾重复一遍。我逼着自己给她讲发现肿快的过程以及按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然后我给她谈了关于我母亲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她说，“有些像你一样处境的妇女，有癌症的家史，发现一侧出现这种情况便决定把两侧全部切除。”
大卫和我一声不吭。
“你在体检时发现了它算是幸运的，”她继续说，“假如你没有发现，生了孩子，而且打算给孩子喂一个月女乃，那你就完全不会注意这个肿块了。你可能会在一年内去世。”
以前，从来没有医生这样严肃、确切地对我说过，也没有医生对我谈起其他人切除的事儿。从走进那个房间起，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震惊，但听到这里，使我全身直起鸡皮疙瘩。
珍妮并不是那种特别细心和周到的医生，她没有要求大卫离开这个房间，也没有把他赶到帘布的另一边，大卫在身边，使我很踏实。
她对我检查了一遍，检查完之后明确告诉我：“我是周五和周三做手术，只要你们方便，后天或者下周三都可以。你们可以作出决定或者告诉我的秘书。”
我们答应第二天清早给她回电话。
走出医院，我大口地呼吸着空气：“好家伙，她怎么可以谈及切除另外一侧呢？我认为明天早上应该给斯蒂文的办公室打电话，确认是不是这积重难返一回事，我不能面对医生的改变。”
“别泄气，亲爱的，”大卫说，“她很直率，不过，我可以确认她是一位优秀的外科大夫。”
一到家，我们便在客厅里坐下，继续讨论手术的事儿。我是已经习惯与斯蒂文医生打交道，但是我也知道大卫是对的。
“假如你想感觉好些，给你的产科医生打个电话。”他建议。我决定接受大卫的意见。
培克接到了我的电话：“听我说，盖丽，珍妮确实是位名医，不要有顾虑，好好地与她合作。”
就这样，我决定让珍妮做我的外科医生，下周三，我的将被切除。仅剩下五天时间了。
我还活着
在这前后，我们获得几则好消息。大卫的姐姐黛安娜要从英格兰来看望我们，而且手术期间和我们住在一起，手术后也打算再住些日子。
黛安娜来之前，我不得不问自己，大卫怎么能撑得住？他竭力掩盖惧怕的神色，但是偶尔我能发现他眼底里的那种恐惧感。
毫无疑问，俩人的心里明白，我完全依赖着他，而大卫肩负着如此沉重的精神包袱，一方面要承受他自己的震惊、恐惧，另一方面还要承受我的震惊和恐惧。他清楚，无论如何我的父亲对此已经无能为力了。丈夫还要担心他，怕他绷断了紧张的弦。与以往一样，我们互相只能说：“千头万绪要一个个地考虑。”俩人就这样一次次地重复着，直到他姐姐到来才会有点儿松弛。
手术前夜，大卫和我都难以入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我们的儿子，直到最后大卫说：“该去躺一会儿了。”我们走进卧室，他伸也双臂，温柔地吻了我。我们十分疲倦地躺着，一句话也没有，清晨两点左右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闹钟响是五点一刻，大卫给贝贝喂女乃。我弯去，抱起儿子，在递给护士之前，最后体味一下抱他的感受。大卫陪着我走下楼梯，出门便跨进等在门口的轿车。
到达斯隆堪特林，很快填写完表格，大卫和我被领到候诊区。护士给我测血压以及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雷特太太，最好把您的眼镜摘下来交给您丈夫。哦，把结婚戒指也给他。”她说。
我愣愣地看着她问：“结婚戒指？你不是也戴着吗？别人手术也摘下来？”
“假如您戴着首饰，医生会拒绝动手术的。”
我望着这个薄薄的金圈，与我手指相比，它显得有点儿笨拙。几年过去，已经有点变形，现在真的取下它，似乎有一种肢体被割裂感觉。
我把戒指递给丈夫，只听他带着干涩的语调说：“没关系，亲爱的，手术结束我立即把它送回来。”
我望见墙上的平面挂钟正指着7：30。“她们就要来给你动手术了，”那位护士说，“恐怕你丈夫得离开这儿。”
大卫用双臂抱着我，靠紧他的胸脯。“我爱你，”他轻声地说。我微笑着，就用这种带着眼泪的微笑回答他，他走了出去。
“你好，我们都到齐了，一切准备就绪，”珍妮说。她脸上戴着巨大、洁净的塑料罩，甚至在手术前打了麻醉药的状态下，我还完全清楚地认为，戴这样的东西是那样滑稽。
麻醉师把静脉输液插入我的手，周围的人都有在忙碌，可以听到珍妮指挥着一切。
一会儿，她们便全部消失了。
只感到我在一个非常大的房间里，那里有柔和的灯光、压抑的声响，以及低沉的申吟、拖曳的脚步，还觉得有一行电文反复地掠过我的脑海：“我已经顺利通过手术；我已经顺利通过手术。”
回到病房之后我完全清醒过来，意识到左侧已经僵直，为了不干扰静脉输液，我用右手拿起电话筒，把它夹肩膀与头之间。
手术前，我有一个傻乎乎的想法，不知麻醉之后能否记住自家的电话号码？
不过我的手指记住了拨号的顺序，听筒里传过来丈夫的声音。我还未弄清楚应该说些啥，话已经月兑口而出：“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大卫，你现在能来吗？”
他果真来了，走进病房就把那只结婚戒指套回到我的手指上，然后握住了我的手。
命运的期待
我决定回到乳癌病区去。治疗室里坐着各种年龄段的妇女，有胖有瘦，有高有矮。少数病员已经了解她们的病情，而大多数像我一样，都在等待病理切片报告，期待着命运的安排。
社会福利工作者告诉我们，她邀请了一位客人。她只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便带来一位白发、清瘦、穿着亚麻布服装、精神尚好的太太。
“这是一位偶尔来这里的志愿工作者，让她来自我介绍吧。”
这位志愿者年龄较大，却风度翩翩，也不想隐瞒她的年龄。“我到这里来，因为我曾经像诸位一样，也是名乳癌患者，”她说，“36年前，我做了切除术，没有再复发。我就是癌症病人能生存下来的最好例证。”
她微笑着，等待着这些话的反响。我们都有以微笑相答，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她那样的女人。
“现在，你们喜欢问什么就问什么吧！”
大家开始说出了她们的恐惧：会不会把疾病传染给女儿？会不会改变与丈夫或者未来男朋友的关系？关于化学疗法？关于通过她们的身体再也不能感受到的那种感觉？
然后讨论的主题转到是否要把我们的病情告诉他人。
一位金发、戴着高级帽子的妇女插进话来：“我从这里出去便回到正常生活中，除了老板，我不想告诉任何人，也不想告诉朋友们，因为这与其他人没有关系。”
另外一位妇女不理解地望着她说：“你得把病情告诉人们。我们应该公开这一情况，这样才能给政府更多的压力，对这方面的研究拨更多的款。现在患癌的妇女越来越多，而为她们做的工作却远远不够。”
那位金发女郎立即绷紧脸，声音也高起来：“这是我的身体，是我的事儿，并不属于公共的范畴。”
讨论结束之后，感到纳闷，我该怎么办？我自己的事很少被人知道，但是那个妇女说得对，癌没有什么可羞愧的，由于许多妇女离这种病很远，她们就感到羞愧。我母亲就感到羞愧。
第二天，丈夫笑咪咪地出现在门口，使情况有了改善，“我带了一个人来。”
在他身后，我见到一位海外来的天使，他的姐姐黛安娜，一位世上我喜欢的人。她走到床边，用手臂抱住我的背。
“你好，漂亮小子的妈妈。”她用原来熟悉、平和、低沉、甜美的语气说道。我们相拥了很长时间。她的到来使我十分感激，我注意到大卫的脸上也少了些紧张的气氛。
最后，丈夫转向我说：“关于即将送来的病理报告，你说过什么意见没有？我们得回去，黛安娜可以照看贝贝，不过只要你愿意让我呆在这儿，我就不离开。”
我不想他走，但是我知道只要他接到我的电话便会立即回来。我告诉他：“你走吧，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在我等待病理医生诊断的时候回忆起母亲，她的病理医生是在她切除卵巢的第二次手术之后把这样的诊断告诉她的。医生早已发现她的肺部、肝区以及骨头里有很多的癌块。
那时，她越来越瘦，肌肉开始萎缩，穿着的睡衣也不再换成日常服装，后来就完全不能离开卧室了。
有一天父亲回家发现她晕倒在地板上，几乎失去知觉说不出话来，便给她雇了一名护士。过了几天护士告诉父亲，她再也吃不消护理她，母亲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我一直没有去看望她，全家人都认为，维克和我最好还是呆在家里。最后，她萎缩得如此利害，竟然不得不把她放进一张婴儿的小床，在那里她呆了四周便去世了。
我不想患癌症而死，也不愿不死不活地在这恐怖和痛苦之中徘徊。我知道，我未来的一切都和今天将要听到的消息搀和在一起。
下午五点左右，珍妮走进病房。“哦，我已经听到了病理医生的意见，”她说，“全部良性，您真幸运，星期六就可以出院回家。”
她就站在我对面，微笑着。我只感到犹如重新捡回了生命一般。
返家
我打电话告诉大卫之后，他立即来到医院。我们坐在病房里，明明知道我们又可以生活在一起，但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转向他，试图掩盖我的羞怯：“哦，看起来你将要和单乳女人一起生活了。你现在想弄明白我是什么样子？或者想等一段时间？”
大卫温存地微笑着：“当然我可以看看那个刀口了。假如你不打算应允，我不强求。”
刚做完手术，一位细心的年轻护士问我：“我给你换干净的绷带。你见过手术的刀口吗？
你想看一看吗？”
一股恐怖的感觉流经全身，“行，我认为还是看一看比较好。”
她轻轻地把绷带解开，直到最后一层。“行吗？”她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她就把最后一层纱布慢慢揭去。
看上去并不像我害怕的那样糟糕。只见到一条长长的细线延伸到胳肢窝与绷带交叉着。珍妮医生的手术做得很好，胸脯是那样的平坦，肿块已经不见，但也不复存在。
我解开睡衣的钮扣，松开纱布让大卫看。
“还不错。”大卫说。他弯下腰来，吻了吻我的前额，把我搂住。
第二天，好消息又一次传来，通过对我的彻底检查，以及参照我的家史，这位肿瘤学专家特丽萨.贾尔斯克博士告诉我不必进行化疗和放射治疗。
“你说什么？”我疑惑地问。
她微笑着说：“根据你患的癌症类型，这次手术算是彻底的，完全切除了引起癌变的危险组织。”
“没有任何已经扩散的危险信号？”大卫插嘴。
“当然存在。一个，两个，三个癌细胞逃逸的危险总是有的。但是，我们还有相应的药物可以抑制这些癌细胞。我们不把你放入化疗之中，这种机会的人只占百分之一至二。”
我开始把有关资料挪放到一起，准备离开。她说“我认为你必须做一件事。你有两种类型的癌细胞，乳管癌和小叶癌。后一种小叶癌细胞存在着另一侧也患癌症的趋向。小叶癌加上像你一样家史，按我的意见，你需要考虑切除另一侧。”
她伸出手来，我身不由己地握了握她的手，她便离去了，大卫和我完全不知所措地留了下来。在三个星期内，我被告知患了癌症；让孩子提前五个星期出生；做产两天半之后，进行切除；现在他们告诉我，得回去重新做一次外科手术。
我百感交集，那天晚上，这所医院里有那么多的女人过来，听到不需要放射治疗也不需要化疗，感到高兴和喜悦，而我却感到害怕与恐慌。
再一次外科手术算什么，我都经历过了，但还是感到害怕和不安。她们不对这些扩散的细胞做出其他措施，我就会每天生活在担心和害怕之中。我母亲曾经听信一个医生，他说她不需要做什么手术，结果五年之后她死了。
当大卫听到这个建议时，脸色立即难看起来，这也反映出了我自己的心态。这实在出于我们的意料之外。“请注意，盖丽，下星期你得与皮特尔克医生谈谈有关情况。我们将会听到另一种意见，至少你可以见到另外一位肿瘤专家。”此时已是十一点钟，他必须回家去。他走之后，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
第二天上午，是出院的时间，我回到了家，回到了婴儿身边。我们走进套房，大卫把我安顿在小沙发上，然后去厨房泡茶。我听见黛安娜轻轻的脚步声，她正向客厅走来。
见到她，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黛安娜，她是一名护士，又是一名母亲，十分理解我此时的处境。她十分清楚该说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没什么，盖丽，要想开些，只是磨难太多了，但是你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尽早好起来。你遇上了养病的好季节，睡到楼上去吧。他确实是位可爱的小家伙，他需要你。”
见到贝贝，我立即振作起来。我们在一起简单地吃了晚餐，贝贝舒适地躺在简易摇篮中，摇篮放在我们前面的桌子上，成为大家的视觉中心。
决定时刻
每天早晨，黛安娜喂贝贝的时候，大卫给我们每人送来一杯茶和一些烤面包。渐渐地，我们三人便进入这样的常规生活中。我感到那样的扫兴，除了生病，我从来没有在床上吃过早餐，即使在这样的病中，总共也不会超过几次。
每天早餐之后，我要做一系列伸展运动和强化锻炼。最后一项运动是手里握着铅笔站起来，慢慢地沿着门向上伸展，手指在门上标出左臂伸展的高度并与右臂标出的高度比较。起初，我总是不太相信左手会有这么低，不久，便可以每天提高一点儿或者至少可以触着前一天的位置。我试图不去考虑它，但是有几次我真受不了，我是否能够重新伸直我的手臂。
伤心的是黛安娜返家的日子到了。启程那天，我们闲聊着，甚至还有节制地开着玩笑，可是真的到了她去机场的时刻，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
十月让位给十一月，十一月过去腊月来，渐渐地我的体力开始恢复。最后能够做所有需要做的锻炼了。
我首次全面的耐力测试在十一月，那时还去了假肢制作者那里，试试植入特殊的乳罩是否合适。那天夜里我走进卧室，见到那只装有假的盒子放在椅子上，捧起它，悲痛便倾泻而出。我坐在床沿上，双手端着这只假。
大卫进来，发现我这样，提醒我说：“没关系，亲爱的。”但他的声音也微微有点变调。
“这家伙真使我想象不出自己像啥模样？”啜泣间我说。
他拥着我：“你还是你，盖丽，你仍旧是位迷人的女性。我不需要任何人。”
我紧紧地拥住他，抬起头，可以见到我20年前跌入爱河的男人的脸。经过备受折磨的几个星期之后，他仍在身边。
夜深了，自从就诊以来，我们第一次做了爱。尽管一些无名的幽灵仍在游荡，但是，那天夜晚我们越过了另一座桥，而且是我们俩一起再次跨越了这座桥。
到一月底，我内心变得十分烦躁。我发现自己20年来工作的习惯不是容易抹掉的。大卫和我都意识到过去的工作召唤着我回去。
回去工作的日期渐渐逼近，与同事们见面的忧虑也越来越沉重。当问起我的突然离开，老板曾经含糊地说过：“非常复杂。”但是我清楚，几位老朋友一定知道，我产假之前为什么突然失踪？为什么不把婴儿带来看看？这段时间我为什么沉默无声？对他们我该说些什么呢？
几位知心朋友认为，我不该把癌症的情况告诉任何人：“人们将不会再把你看成常人。我们都害怕这样那样的癌症。无论如何，不会对你的事业有什么益处。”
然而，记得在斯隆堪特林城关于是否保守癌症的秘密或者全部公诸于世的讨论中，我站在后者一边，但是此时此刻，感到我的自信心在滑坡。
第一天去工作，我穿戴得非常仔细。下午的会议上，总编向我微笑着，还表示了官方的欢迎态度。通过他的话，我知道决定公开还是保持沉默的关键时刻到了。
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嗯，我能返回办公室比我预想重要得多。”立即爆发一阵从未有过的欢笑。“不过我要告诉你们，这四个月时间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陌生的。我知道你们这么多人想了解我为什么样九月份在地球上消失，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回来。现在好了，我不仅仅生了一名婴儿，而且还患了癌症。”
话说出口，感到无比轻松，我看见坐在周围的男男女女瞬间表示出怀疑的神色。虽然我知道，把全部情况告诉同事是痛苦的，但是，讲完之后感到十分愉悦。
当天傍晚我走进前门，第一件事是把贝贝抱上楼，放在摇椅上，然后，我们一起坐下，我开始唱‘青蛙求爱’，这是一首我孩提时代的儿歌，他那深褐色的眼睛像我一样，仰望着我微笑。
对母亲的敬意
六月底的一个早晨，正是我们打算启程度假的三天前，发现我的右侧中部好像有一条干血似的细黑线。
我走出卫生间，跨入卧室呈给大卫看。
“刚才我发现上有些滑稽的东西，你想不想看一看。”听我这么一说，他的脸立即拉长了。我们互相对视着，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自从去年十月以来，我对这种剧烈的刺激已经不再害怕。
大卫察看了这条线：“我明白你的意思，可能是婴儿偶然地搔你掐你吧？“
“哦！贝贝有时候掐我，”我试图解释，“或许是婴儿。”但是我的话明显在搪塞。
我没有心思老想周年纪念。我知道手术后的第一年最不稳定，第二年只是稍微减少些不安，只有五年之后，癌症没有复发才能比较顺畅地透过气来。这些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穿戴完毕，时钟稍过八点，珍妮的秘书巴巴拉刚刚开始办公。我提起电话筒拨通了我记得的号码。
对方回答我，珍妮大夫假日出游了。那位不慌不忙的巴巴拉为我做了当天傍晚与外科医生的预约。这位外科医生是代替珍妮大夫的帕特里克。
当我进入在斯隆堪特林一间熟悉的体检室，感到肾上腺素在升高。不一会儿，一位年轻，黄头发的男人带着我的病历走进来。我听见自己紧张的苦笑着：“不知怎么的，我感到有点激动，这样大概会使内分泌超常吧。”
医生用微笑驱散我的窘迫，便靠近我开始对我检查。他没有说什么，但是很快地走到橱边拿出一瓶药液，一些药棉和棉签。他缓慢地抽了一些血，再次仔细地看着我，然后说：“好了，你穿上衣服，我一会儿回来。”
这是非常漫长的一刻，不过他回来时微笑着说：“这次，你来得值得。我想，一切都OK。停药不成问题，没有发现任何不祥之兆。请忘记吧，祝你假日愉快。”
当我在门厅里把硬币放入投币电话时，手指在发抖。
我告诉丈夫的话是：“我们真的有一个愉快的假日了。”我们确实去了科德角海边别墅。最称心的是我的里什么也没有出现，没有麻烦的信号也没有厄运的先兆。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不能摆月兑那种第一次见到血的恐惧。十月初进行年检，遇见珍妮大夫，我告诉她我想先做预防性的切除术。我说：“我想了解危险的因素有多大。你认为我目前的情况如何？”
她长长地‘哦’了一声作为她的开场白，“我已经说过，原发性癌症的复发率很小。我们谈论的是新的癌症。假设你已患有一侧癌，又有一个健康的家史。你服用过的荷尔蒙，你有小叶癌。我可以说你的另一侧患癌的可能性有50—60%。”
此刻，我还是接受不了，无论如何我的估计的比率不会这么高。“假如我去做预防性外科手术，那么这个比率将是多少？”我问。
“嗯，可以说只有1%吧，这是对原发性癌发展而言，也是我们所能给的最佳比率。”
我听到的是毫无掩盖的事实，十分清楚，十分坦率。她不把她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给你提任何建议，主意得我自己拿。
我想起母亲，想起我的贝贝以及我们刚刚庆祝他诞辰的一些琐事。我能活着亲眼见到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婴儿的成长，叫我干啥都行。
大卫和我曾经谈论过这件事，尤其是假期前的惊吓，但是，那种割去健康肌肉，挖走无病组织的想法，比切除患有癌症的更加粗野和恐怖。
我早已知道，实际上，甚至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大卫也知道该怎么做了。
“珍妮，”我说，“我愿意做这个手术。”
实际手术是1992年12月初做的。
第二次手术前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是不同的。只有单侧的女人站在镜子前面，仔细地从各个角度观察自己的影像才能出现整体幻影。我第二次住在斯隆堪特林城，镜子前就不再有这种幻影了。心情方面绝对的轻松。我相信这是正确的决定。我已经没有任何遗憾可言。
手术之后不久，我们进行了一次去菲拉多非亚的家庭旅行。旅行期间在母亲的墓地旁暂停，把汽车慢慢地开进入口，贝贝在旁边的车座上酣睡。我很快找到了埋在地里的青铜色的墓碑：“亲爱的的妻子、母亲——贝妮斯费尔特曼1920—1967。”时间好像突然停滞不前。大卫站在我的旁边，我们相互拥抱着。
当我和丈夫站在母亲墓穴上时，似乎几排犹太追悼服务人员向我们方向走了回来。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假如有这样一些信息向我们传达：死亡将被推翻，但是新生也将停止——不再降生孩子、不再有年轻、不再有初恋、不再有新人和新的希望……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答案？”
过去这么多年之后，对于我答案才明朗起来。我遥望着婴儿，我母亲的外孙，正安静地睡在汽车里。
此时，我才意识到，母亲不但把生命赋予我，也把生命赋予我的儿子，而且，还用生命给我上了一堂课。我真的相信这一点，因为从降临到她身上的不幸中我学会了许多东西，使我今天仍旧活着。
我弯下腰去采了一些草屑撒在坟墓上，像妈妈在我幼年时教我在外婆墓前做过的那样。
然后我站起身，大卫和我紧紧地握住手回到汽车去，回到我们的儿子那里。
(读我的翻译小说只是给读者打开一扇窗,让朋友们阅读之余抬头望一眼窗外世界的风景.目的还是希望朋友们阅读我的小说《心石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