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七年八月，在北京城里，年仅二十三岁的皇帝病危。前几个月，他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浑身浮肿，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从症状上判断，他得的大概是急性肾炎。
魏忠贤显出了老仆本色。六十岁的他住进了离皇帝寝宫很近的懋勤殿，日夜侍候皇帝起居。为了救皇帝的命，他想出了无数办法。他请来巫师，给皇帝驱邪，他在宫中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要用一片金色红色的喜庆气氛驱赶病魔。因为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他多次暗自垂泪。
魏忠贤出身贫寒之家，这从魏忠贤进宫前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只称魏四。由于贫穷，魏忠贤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一个。不过，魏家也不是赤贫，起码还有几亩薄田，否则魏忠贤也不会在十七岁那年娶上媳妇，更不会经常和村中的无赖在一起酗酒赌博。
史书记载他的自阉出于一次赌博失意。“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在一次输光了裤子之后，他躲进街上的酒馆里，被别人找出来，当街一顿痛打，差点丢了性命。在声声*债声中，魏四情急之下说出了“我他妈进宫当太监还你还不行吗！”当时在场的人只不过把这当成慌不择言。谁也没想到魏四过后真的自阉了。
然而进宫之路也不是那么容易走的，有明一代，太监人数之多，创了历史纪录。高峰时是十万人，直到明亡，留在宫中的太监仍有七万之众。明朝中叶，一次宫中招收太监，名额定为一千五百人，结果有两万多人来报名。魏四和专管招收太监的吴公公搭上了线，用家里把女儿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的钱，万历十七年腊月十四日，魏四终于赶上了那一年最后一次挑选。在所有待选的人里，他二十二岁算是最大的，长得魁梧，身手又灵便，成了那一拨二十多个人里惟一一个入选者。起初他只是做倒马桶的工作，谁又能想到，这个日子后来被人郑重记入历史，作为一桩巨大不祥的开始。
进了宫，魏四被安了个新名字，叫“李进忠”。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起时倒马桶，其余时间则无所事事。这正遂了他游手好闲的本性，剩下的大把大把时间，就在赌博喝酒中混日子。从此，他就淹没在底层太监之中，一连十几年没有踪迹。
由于能力平庸不思进取，在宫中混了十几年之后，他才月兑离底层太监行列，做了东宫一个才人的伙食管理员，一年能有个百十两银子的“外快”。而一直到五十二岁，进宫整整三十年，头发开始花白了，他还是停留在这个伙食管理员的职务上，因为一年那点“外快”而过得有滋有味，心满意足，如果能以此终老一生，他不会有任何意见。
然而，老天就是如此捉弄人，他被派去侍候的这位相貌平常的王才人，后来居然生个儿子——常洛，是为皇长子。万历一直不喜欢这位长子，总想以郑妃所生第三子——常洵代之，因此与大臣之间发生长达十五年的“争国本”事件。
由于万历皇帝的厌恶，皇长子在宫中没什么地位，连皇帝身边的太监都可以随便欺负他。皇长子尚且如此，皇长子的儿子——由校，又隔了一层，前途更加不定，备受欺凌。
李进忠因为侍候王才人，自然而然也兼管小皇孙的伙食。能够从底层太监中月兑身出来，他对主子感激涕零，对王才人与小皇孙，有一种出于本性的狗一样的忠诚与依恋。他才不管他们有没有前途，既然是他的主子，就无条件地忠心耿耿。才人一高兴，就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小皇孙刚刚懂事，就喜欢跟在他后头玩。很久以前与女儿生离死别了的他对这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也异乎寻常的有感情。
小皇孙骑马射箭是他手把手教出来的，做木匠活的时候，魏进忠也是最得力的下手。小皇孙要什么玩具，魏进忠都会千方百计淘弄来，小皇孙一高兴了，就喜欢拿这个老仆搞个恶作剧，开开玩笑。当夕阳从紫禁城头落下之后，魏进忠经常会坐在小皇孙身边，絮絮地给他讲些宫外的市井奇闻或者乡下的古老传说。常年的耳鬓厮磨，这一老一小之间形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亦主亦仆，亦亲亦友的关系，一天见不到小皇孙，魏进忠心里就空落落的，在他心里，这既是他的主人，又模模糊糊地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而小皇孙最信任的人就是女乃妈客氏和魏进忠。
万历四十八年，魏进忠五十二岁。这一年，他的命运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首先，是这一年七月，万历皇帝崩逝，战战兢兢地做了多年太子的朱常洛终于登基，成了明光宗。魏进忠所在的皇长孙居所一下子成了准东宫，皇长孙身边的大小仆役都兴高采烈，气焰顿长。魏进忠也因与准太子关系亲密而在宫中倍受尊重，这让多年默默无闻的他心情舒畅不少。
谁都没想到的是，明光宗登基才一个月，就一命呜呼，史称“红丸案”。一转眼，昨天还在宫里淌着鼻涕四处乱跑的长子朱由校成了天子。朱由校即位之时，发生“移宫案”，东林党诸大臣拥立居功甚大。天启帝也没有亏待他们：左光斗任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杨涟“礼科都给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左佥都御史。又明年春，进左副都御史。”《明史·杨涟传》
明季的东林党起自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当时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与其弟顾允成修复了始于宋代的东林书院，和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等名士在那里讲学，并于“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支持他们的部分当地士绅、朝野政治人物及周边城市的乡土势力聚集在一起，所代表的恰恰是大商人大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渐渐成为了一个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松散型政治集团。
刚刚登基的天启帝对政治十分厌恶，他急需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来替他处理这些“麻烦”。这一重任顺理成章地落到了老太监魏进忠身上。这个不识字的太监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职责是代替皇帝批答奏折。实际工作的是王体干。这一地位意义深远。魏进忠的第一个举动，是改了自己的名字，他给自己改名叫“魏忠贤”，这时的他是孤军奋斗，还未形成“阉党”。
自万历以来，大明受小冰河期之害越来越严重，天灾不断，长江以北地区常有干旱严寒，犹以陕西、山西为最。而更北地区的蒙古、女真更是活不下去，只有南下抢劫。整个大明北方天灾兵灾交替，万历、天启皇帝为此伤透脑筋，为了兵饷及赈济灾民，只有加税一途。田赋已加无可加，只有商税、矿税有征收的空间。
问题出在商税自太祖订为“三十税一”后，世世代代传为祖制，矿税那更是若有若无。皇帝想在这两税上打主意，大臣就会群起反对，称"祖制不可违"，称"不与民争利"。明朝的内阁对皇帝的旨意有《封驳权》，连七品小官的给事中也有《科参权》，这也是太祖订下的祖制，搞得皇帝想循国家正规体系征税都不可能。封驳权、科参权的威力由嘉靖的，万历的事件中可知，当时的东林党大臣死活不同意皇帝认亲父，不同意皇帝封喜欢的太子。由此可见征商税之难。
天启皇帝早期受东林党在的拥立之恩，尽废万历的派太监收商税矿税，回归祖制。无奈国家赋税不足，根本不能支撑兵饷与赈济之需，再加上党争严重，天启皇帝只有派出从小陪他长大的伴当－魏忠贤入主东厂，这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当时天启皇帝曾下旨：“朕自御极以来日夕冰兢，守我祖宗之法，惟恐失坠。每见科道各官屡次纷嚣，前有旨，不许擅出私揭。昨览报，又见揭帖，显是不遵。全无为国为民，肆行狂噪，嚣讼弗已，是何景象？其中是非公论难泯，自奴酋发难以来，征兵转饷，军民涂炭已极，皆因偏见党论，致使经抚不和，故将辽左疆土尽行失陷。未见恢复奇谋，朕深痛恨。新进后辈，遽司耳目，全无秉公，专行报复。逞意妄言，淆乱国政，本当杖褫。姑从轻薄惩，已后科道各官俱要虚心尽职，共襄国事。再有结党排诬的，朕遵祖制宪章决不姑息。”是天启皇帝已对东林党不满。
天启三年，魏忠贤掌管东厂。秉着天启的眼色，入主东厂后的魏忠贤又开始派太监收商税、矿税、关税，并与东林党斗争。在魏忠贤的主政下，国家的财政逐渐起色，内则赈济灾民，外则举荐**星、孙承宗、袁可立，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骨子里和他作对的。宁锦大捷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升了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的官，而罢免了不救锦州的袁崇焕。
正因为朱由校对东林党人有诸多的不满，才有意造成魏氏集团的坐大，牵制朝廷内的党派争斗。他知道东林党人骨子里就瞧不起他，连一个新科状元者敢指着自己鼻子说自己，“鸿胪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更何况那些世故奸滑的老官僚呢？与其自己与东林党人对仗，还不如让魏忠贤去“顶雷”更有效，他只要知道魏忠贤对他是忠诚的就行了。所以，他一次又一次谕旨：魏忠贤“一腔忠诚，万全筹画。恩威造运，手握治平之枢；谋断兼资，胸涵匡济之略。安内攘外，济弱扶倾”；“独持正义，匡挽颓风，功在世道，甚非渺小”。那些世故的官僚们并敏锐地理解这旨意，才会酿成一波又一波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此时逐渐有立之举，而谄媚之官员私下称九千岁。
魏忠贤在国家的赋税体制外征税，已严重的妨害东林党所代表的官商利益，又以一文盲而窃据高位，号称九千岁，于东林党的卫道之士而言，此国家之妖孽也。天启四年六月，东林党杨涟出手了，他罗列了二十四条大罪弹劾魏忠贤，欲置魏忠贤于死地。天启帝不客气的驳回杨涟说：“一切政事皆朕亲裁。内宫事严密，外廷何以知道！”天启帝愤而放手让魏忠贤反击，整肃东林党，引发一连串党争血案。
魏忠贤很清楚自己的权力是建立在冰山之上，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他的集团内不乏聪明之辈，他们意识到了魏氏权力基础的致命缺陷：皇帝总有一天会死的，何况明代皇帝大多短命。一旦皇帝去世，魏氏集团很可能土崩瓦解。因此，他们暗中向魏忠贤献策，趁现在魏氏势力全盛之时，干脆代君自立。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魏氏集团利益长远。
然而，一听到这样的建议，魏忠贤惊得面如土色。他严厉警告谋士以后不要说这样的话，他魏忠贤是大忠之人，怎么能存这样的心？皇帝在谕旨里夸自己“一腔忠诚”，“赤心为国”，这都是实况，像他这样的忠臣，怎么会作出这样不耻于人的背逆之事？
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由于无子，由弟弟朱由检继承帝位。天启皇帝遗言："魏忠贤、王体干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魏忠贤哭得昏天黑地。他对天启帝情近父子，皇帝的突然崩逝，对他的打击颇为沉重。他一心一意地沉浸在悲痛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正悄悄聚集在自己的头顶。他也知道新帝登基后，也许不会像先帝那样信任自己，自己不会再有这样大的权势，可是，凭自己的忠心，后路也不会坏到哪儿去。
魏氏集团的其他人可比他明智得多，还是在天启帝病重其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故意在朝政上反对魏氏，以在众人面前划清自己和魏忠贤的界线。
新皇帝崇祯与天启帝完全不同，此人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一心一意要挽大明于危难。对魏氏集团的胡作非为，他痛恨到了极点。一开始，他对魏忠贤还敬畏有加，慑于魏氏的巨大权势，他暂时没有任何动作。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个纸老虎，即位两个月之后，他决定动手了。他首先示意臣下弹劾魏忠贤，长期以来聚集的反魏能量一泄而出，弹劾魏氏的奏折铺天盖地。天启七年十一月初一，崇祯帝发布文告，宣告魏氏乃大恶之人，看在先帝的份上，派到凤阳守陵。
一声令下，前朝老仆魏忠贤听话地卷起铺盖，到凤阳祖陵去守陵了。然而，皇帝的“姑置凤阳”只不过是句客气话，算是给先帝留个面子，他怎么会真的养虎遗患。中国政治历来讲究斩草除根，魏忠贤面前只剩了死路一条。十一月初六日，得知皇帝要取他性命后，魏忠贤在南行路上上吊而死。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并在他的家乡枭首示众。魏氏的艮子魏良卿被处死，其他家庭成员被发往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魏忠贤死后，由太监组成的赋税体制外征税也土崩瓦解，朝廷的财政迅速衰退。
「本文改编自五道口商场大作：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及维基百科」